“把火把举起来”

景重清

八十载光阴流转，硝烟散尽而记忆犹存。回望那段被炮火犁过的岁月，艾青的抗战诗歌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见证——暗夜的火种、抗战的号角与民族苦难、抗争、独立自强的记忆。

艾青，本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笔名莪伽、克阿、林壁等。他是“五四”以来我国自由体诗歌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艾青1910年3月生于浙江金华昄田蒋村，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次年赴法国学习绘画，在与西方文学接触中转向欧洲现代派诗歌创作。1932年回国后，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因参与进步活动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不少诗歌。1933年，《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引起巨大轰动，年轻的艾青一举成名，从此步入中国诗坛。

在抗战中，艾青走向自己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例如：《我爱这土地》《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他死在第二次》《黎明的通知》《火把》《献给乡村的诗》，等等。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夜，艾青写下了《复活的土地》一诗：“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这首诗成为艾青吹响抗战号角的先声。

1938年1月，创刊后的《新华日报》发表了艾青诗作《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让我们射击那/闯进我们国土来的盗匪……射击那/带给四万万五千万人以无止境的悲苦的太阳旗/——侵略的标志……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这首诗表达了救亡图存、誓灭日寇的民族决心。接着，诗人又写出了《我爱这土地》。当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诗人通过诗歌抒发对人民苦难的痛心与对祖国的挚爱。在诗中，“鸟”象征着诗人自己；“嘶哑的喉咙”歌唱，体现出坚忍不屈。诗人用鸟儿对土地的忠诚，类比自己与祖国生死相依。“暴风雨”“悲愤的河流”“激怒的风”暗喻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无比温柔的黎明”寄托了未来的希望，也象征着抗日救亡的胜利曙光。诗的末尾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直抒胸臆，深刻表达了诗人的赤子之情。这诗歌一问世，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地飞进千千万万人的心里，激励着中华儿女拿起手中的武器，以血肉之躯抗击日本侵略者，守卫祖国这片深爱的土地。这首诗歌语言凝练、情感炽烈，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传诵经典、不朽之作。

艾青的长诗《火把》，以火把为核心意象，通过宏大的集体叙事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抗战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觉醒、奋起与融入革命洪流的历程。诗歌兼具抒情性与战斗性。诗中写道：把火把举起来/把火把举起来/把火把举起来/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无数的火把跟着火把走……让所有的人/都来加入我们这火的队伍……这诗句富有号召力，是响彻抗战长夜的嘹亮号声，是对国民党投降派掷地有声的回应：“让卑怯的灵魂/腐朽的灵魂/发抖在我们火把的前面。”诗人实写了火把游行的恢宏场景，“火把已排成发光的队伍了/火把又流成红光的河流了”，那跃动的光焰，分明是暗夜中的亿万民众点燃自己、照亮前路的决绝身姿。诗人赋予了火把鲜明的象征意义：每一个青年都面临着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奋进与畏缩的抉择，“这时代/不容许软弱的存在/这时代/需要的是坚强/需要的是钢和铁”。诗人坚信：所有火把汇聚到一起，所有的青年人都和全国民众站在一道，挽起臂膀，奋力抗争，我们的“火把”就一定能将整个黑夜烧穿。诗人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讴歌了民族解放的集体力量。

皖南事变以后，艾青和几位进步的文化人乔装打扮一路北上，历尽艰险辗转到了延安。作为文化战士的艾青，在延安又写了《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野火》等诗篇，继续高声吹奏抗战的号角。

艾青抗战诗歌恒定的底色是深重的苦难。这种苦难不是消极的呻吟，而是一种被赋予美学高度的精神表达。诗人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写道：“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诗中雪与寒冷的意象，既是对战时中国严酷环境的真实写照，更是对民族苦难的象征性表达。这里的雪，没有浪漫和诗意，它是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祖国大地。自然意象与民族命运相融合，苦难就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诗人对苦难的书写，始终保持一种克制的尊严，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是隐忍而坚韧地记录。在《北方》一诗中，“荒漠的原野”“颓垣与荒冢”景象的背后，反衬出一种对于苦难的坦然接纳与超越，是将民族伤痛升华为精神力量的艺术创造。它让人们在感受到痛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艾青抗战诗歌鲜明的特质是对“土地”与“农民”的深切认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诗人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以及土地上最坚韧的生存者——农民。他在《农夫》中写道：“你们从泥土里来/还要回到泥土里去。”诗人笔下的农民，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承载着民族韧性的主体。在抗战语境下，这种对土地与农民的书写具有特殊意义——它超越了阶级与地域的局限，构建了一个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民族共同体想象。诗人以其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泥土般的沉默与坚韧”，并将它升华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当知识分子与农民在抗战的旗帜下结成同盟，他的诗歌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这种历史性联合，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精英与大众的情感纽带。

艾青抗战诗歌动人的品质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关怀。他的诗歌充满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死在第二次》中那位无名士兵，不是抽象的“英雄”，而是有着具体生命历程的个体。“他是一个兵/一个简单的兵……他爱土地/也爱一个女人。”通过对这些普通人命运的书写，构成一种“微观抗战史”，补充了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细节与情感。《乞丐》写了一个“伸着永不缩回的手”的战争受害者。这种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了其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诗中的女性形象也值得注意，如《北方》中的“妇人”，《手推车》中的“母亲”，她们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特殊苦难，却依然坚韧地维系着生活的延续。这种对个体生命、对普通抗战者命运的记录与关注，尤为珍贵。它告诉我们：历史并不都是由大人物和大战役构成，还有那些由无数无名者的血泪与坚韧编织而成的部分。

诗歌的艺术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象征系统的构建和运用。火、雪、土地、太阳等意象在艾青的诗歌中反复出现，形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意义网络。在《火把》中，火既是破坏的力量——“火把已把/那些高贵的建筑物/烧成灰烬”；火也是重生的希望——“火把照耀着/我们的队伍”。太阳在诗中既是现实的酷烈——“太阳晒得我们流汗”；太阳也是理想的象征——“太阳向我滚来”。这种意象的双重性是诗人抗战诗歌复杂性的体现。他的诗中少有单一维度象征，而是倾向于展现事物内在的矛盾与统一。象征手法的运用，让抗战诗歌超越了具体历史事件的局限，获得永恒的艺术价值。

艾青的抗战诗歌体现了对民族记忆的塑造与传承。诗人在《他起来了》中写道：“他起来了/从几十年的屈辱里/从敌人为他掘好的深坑旁边。”这种从屈辱到奋起的叙事，构成了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将抗战经验转化为一种文化记忆，深植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

艾青的抗战诗歌，体现了对于尊严与抗争的强调。在全球化与价值多元的当代语境中，怎样传承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点燃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如何保持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诗人扎根土地又面向世界的胸怀，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借鉴，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艾青的抗战诗歌，体现了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诗人在《黎明的通知》中写道：“请叫醒一切爱生活的人……请他们准备欢迎/请所有的人准备欢迎/当雄鸡最后一次鸣叫的时候/我就到来。”这种将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连接在一起的视野，这种对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正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的精神资源。

八十载时光，艾青诗歌中那源于历史、植根现实、指向未来的“火把”从未熄灭，它一直在倔强地燃烧着，发出炽烈的光焰……

“把火把举起来！”让它灼灼燃烧，照见我们灵魂的轮廓，照亮我们行进的路途，引领我们以笔挺的身姿、矫健的步履，迈向遥远而灿烂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