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俭”成为作风建设的“培塑剂”

彭 勃

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之际，党中央对《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了修订，对党政机关办公办会办事诸多细节作出规定，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过紧日子，就是要一切从“俭”。俭，看似是小事小节，但它浸润着修身齐家的道德基因，渗透着传承千年的治国智慧，充盈着兴衰存亡的警示箴言，更传承着“两个务必”的党性作风。可以说，道德的滋养、党性的修养、作风的培养，都从这些小事小节中来。

俭以养德：锤炼作风的“精神纯度”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众多先贤把“俭”视为一切道德品行的根基，因为俭能减少人的欲望。“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如果一个人沉溺于物质享受，便容易在安逸舒适中放松要求，难免陷入“肉食者鄙”的诟病，没了“吾日三省吾身”的空闲。长此以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精神懈怠，在浑然不觉中道德滑坡。

诸葛亮用“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告诉我们节俭和修身的关系：一个人摆脱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才能腾出更多心智空间涵养道德情操，从而始终保持心性澄明。俭并不是让人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对“需要的”与“想要的”有明确的区分，更有理性地去选择。在生活中做“减法”，减去那些想要但不必要的，才能在精神上做“加法”，在道德修养上进“补”。

生活奢侈必然导致贪慕富贵、浪费无度，以至败家丧身。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俭”不单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问题，更是党性修养的必备课题，要时刻在“一箪食一瓢饮”中保持清醒，在“衣不求华、食不厌粗”的自我约束中净化思想境界，在严格遵守《条例》规范中坚守过紧日子的办事原则。

俭以养廉：筑牢作风的“纪律防线”

“唯俭可以助廉”，是说通过对物质欲望的主动节制，能够从根源上削弱贪腐的动机，进而厚植廉洁的道德根基，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防线。

“廉”与“俭”如同硬币的两面，廉是行为准则，俭是实践路径。俭，是对资源的敬畏与节制，进而是对欲望的管理和控制。敬畏，让人明晰底线，知道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划清了公与私、廉与贪的界线。节制，是对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倒逼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从铺张浪费、任性妄为中警醒，腾出更多精力聚焦于为民服务的主责主业，腾出更多经费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成为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标志性举措，正在于它以“厉行勤俭节约”为切口，从“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等看似很小的问题入手。《条例》的进一步修订，更是把节俭意识从日常浸润逐步融入制度设计、嵌入行为规范，用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涵养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俭以养志：锻造作风的“奋斗韧性”

“志从淡泊来，节在肥甘丧。”节俭的价值不仅在于节制物欲，更在于培育志存高远的精神境界。克制物欲，能坚定精神追求；克勤克俭，能磨砺坚韧意志。范仲淹“划粥断齑”而心系天下，左宗棠“寒素家风”仍抬棺西征，彰显了俭朴生活与宏大志向的内在统一。焦裕禄用破藤椅办公、谷文昌以木麻黄治沙，这些共产党人的事迹同样证明：当一个人把物质需求压缩到最低限度，其精神追求便能释放出最大能量。

党在全国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丧失了最初的那种精神，“贪图安逸享受、不愿艰苦奋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想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和威信谋求个人私利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警示发人深省。

“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当前，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事业仍需爬坡过坎，若党员干部沉迷于“小富即安”的舒适区，沾染“躺平”“佛系”的消极心态，必然难以肩负时代重任。唯有以“俭”砥砺奋斗之志，在过“紧日子”中涵养“闯难关”的锐气，才能始终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

“俭”，是个人品德的外在体现，更是培塑忠诚品格的熔炉、淬炼廉洁底色的铁砧、磨砺奋斗意志的砺石。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将“俭”的基因植入作风建设全过程，它必将超越物质层面的节约概念，升华为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政治品格。

      （作者单位：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