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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明代画像碑上的司马光和薛瑄

来源:运城晚报时间:2025-05-28

□李恩虎

司马温公祠里有一通明代石刻画像碑,碑青石质,立式,高63厘米、宽32厘米、厚12厘米。看似平淡无奇,但这通碑刻却不同凡响,一是碑阳与碑阴分别摹刻着司马光与薛瑄二人的画像;再者,此碑是马峦、马珂与马化龙祖孙三代人通力合作的结果。

(一)

先看碑阳,碑首刻行书大字:宋涑水司马文正公真像。画像居中,刻司马光拱手、背微驼、侧身、着老年便服小像。像上方居中刻司马光《自题写真》七言绝句一首: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

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作者自述面容清瘦,面带霜色,胡须稀疏,一副清雅脱俗的形象;“漫”指世俗纷扰,“相亲”指应酬往来,此句表达诗人向来不屑于参与世俗的社交活动;“市朝”指官场或繁华都市,诗人以“居然”反问,强调自己坚决不留在世俗中;“骨相”指天生气质,“林野人”指隐居山林之人,表明作者骨子里就具有隐逸的倾向,如同山林隐士。

全诗通过外貌与心境的结合,塑造了一个超脱世俗、向往自然的高洁形象。司马光以自题写真,既展现个人修养,也流露出对官场纷扰的疏离感。

像左为明朝文学家、思想家方孝孺《司马文正公赞》四言诗一首,对司马光予以高度评价:

儒者之泽,大行于民,伊周以来,惟公一人。

始未可为,万钟不受,逢时多艰,为世父母。

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从,圣人犹难。

亦独何修,政化神速,诚於为善,四海悦服。

用术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伊周,商朝的伊尹和西周的周公旦,二人都曾摄政。)

像右马峦作跋,时间为嘉靖三十五(1556年)九月十五。马峦,明夏县人,力学敦行,极仰慕司马光为人,因司马光号“迂叟”,自号“希迂子”。马峦学问渊博,布衣终生,著有《温公年谱》等,著述甚多,藏于家。嘉靖年间本县许多碑刻都是由他撰文,为人刚直敢言,史称“对妻子如严宾(贵宾),待亲朋以诚信,遇患难读书不辍”。

马峦的后记里,记述了立石的始末缘由,其中还提到了嘉靖三十四年大地震“书院倾颓,旧石覆没”。

碑阳落款为:涑水晚学马珂顿首谨书。

(二)

再看碑阴,薛瑄画像居中,为拱手、官服、老年正面站身像,碑上部刻正书大字:大明河汾薛文清公真像,像上方居中为薛瑄《临终口号》七言绝句一首,最后一个通字尚未写完,他便溘然长逝:

土床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

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

首句描述了作者极其简朴的生活方式,土床、羊褥和纸屏风。其次是他临终时的场景:东窗下的日影映照进来,给人一种宁静和安详的感觉;作者回顾76年以来,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事。末句表达了弥留之际的感悟:觉得自己的内心与天性相通,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作者一生的清廉和正直,临终前的平静和超脱,更展示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像右为马峦《薛文清公赞》诗一首:

睹公之容,温然其可亲,

谛公之色,肃然其可敬。

有程正叔(程颐)之端严,司马公之纯正,

心能默契乎前贤,学必精求乎往圣。

盖一代之硕儒,盛世之思孟(儒家学派中子思与孟子的合称,子思,孔子的孙子)也。

落款为:隆庆辛未仲春望日(1571年农历二月十五),孤男马珂泣血谨识(郑重记叙)。

像左为马峦之孙马化龙所作的后记,简述其镌刻薛瑄画像的缘由:祖父马峦仰慕薛文清公为昭代硕儒,且其是距夏县不远的同乡,故打算在司马温公画像碑之碑阴镌刻其遗像,但没有完成就去世了。马珂泣命(哭泣着叮嘱)马化龙:寻找薛瑄的遗像,绘镌到碑阴,上题薛瑄“临终自题口号”和马峦对他的赞颂诗。

可见,马化龙是秉承了祖父和父亲的遗愿,于隆庆五年完成了薛瑄的石刻画像,比温公画像晚了15年时间。

马化龙,万历丙子举人,授陕西延安府通判,后任直隶河间府通判,史称“多有循绩(良好的政绩),为人诚谨,好学能歌,乡人称为古君子”。

(三)

众所周知,司马光和薛瑄都是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前者以史学和政治成就著称,后者则以理学和教育成就闻名,他们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信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细究起来,两位河东先贤在道德操守、学术贡献、政治生涯、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颇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堪称造诣精深的“大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强调儒家的道德和治国理念,薛瑄则创立了河东学派,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发展,开创北方理学新潮流。

宋代以后,民间和儒学界把孔子、孟子和司马光并称为“儒家三圣”,体现了对司马光的治学理念和品德风范的尊崇;薛瑄则被后世誉为“明代醇儒,瑄为第一”“明代第一廉吏”,他是明代首位从祀孔庙的贤臣,享誉民间。

他们都清廉自守,甘于清贫。司马光家贫无钱葬妻,薛瑄临终前家徒四壁;在政治生涯方面,他们都曾遭遇过挫折,但都初心不改,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他们都非常重视教育。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后学;薛瑄则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聚徒讲学,培养了大量人才。

用今天的话来说,马峦就是司马光和薛瑄的“铁粉”,并感召和影响了儿孙。怀着对先贤的无限敬仰,祖孙三代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一集雕刻、绘画、文学和历史于一体的杰作。数百年后,我们才能有幸在这样一通碑刻上,同时瞻仰到二位先贤的风采,感悟他们历久弥新的人格魅力。

钟灵毓秀,名人辈出,河东大地能造就出司马光和薛瑄这样的旷世英才,我们倍感自豪。尤为令人欣喜的是,他们虽然相隔300余年,但是却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跨越时空的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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