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话古代“交通安全”

□朱巍

很多人认为，关于道路交通的规定是起源于近代社会汽车的发明，其实不然，在古代社会中，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道路交通基本规则，其中很多制度经过演变，仍然持续影响着现今社会。

北魏陶牛车 图片 记者 刘亚 摄

风吹草转激发灵感

轩辕氏发明车轮

早在上古黄帝时期，黄帝看到风吹草转，于是心生灵感，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车轮，并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开始造车。有了车辆后，我国古代道路交通和运输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变自然的力量增强了。车辆的发明对中国早期经济和军事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人们为了纪念黄帝的这一发明，尊称他为“轩辕氏”，这一称呼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发明了车轮后，人力车和兽力车开始出现，渐渐地形成了道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考古发现，那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建造道路和桥梁。到了商代，人们使用石灰筑路，并修建木桥方便通行。周代，随着战车的出现和国土的扩大，一方面要修建更宽、更平和更长的道路，另一方面也要应对日趋繁忙的道路交通，所以自周代开始，国家正式设立“司空”作为管理国家土木建设和道路交管的专门性官职。司空权力很大，地位很高，属于皇帝之下“三公”之列，可见周代对国家建设的重视程度。正是因为周代对道路交通的格外重视，所以周代造路被形容成“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种又平又直的道路为维护国家统一，方便各路诸侯朝贡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秦代统一六国后，进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改革，旨在推行全国统一的道路标准。有人会问，“车同轨”的重大意义究竟在哪里？“车同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交通强制法，按规定全国不仅要建成标准统一的道路，而且还要将车辆的轴距调整一致。之所以强调轴距，是因为秦时战车没有轮胎，长时间行走会造成地面出现固定痕迹，有时候这些痕迹会很深（达数秦尺），这就客观上形成了车辆在行进中，轮子会沿着车痕行驶。统一之后的车辆宽度标准为六尺（秦尺），约合1.38米，这样一来，统一标准的车辆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飞驰了。这就好比现在国家统一了铁轨的宽度和火车轮子宽度一样，非常有利于道路交通便利。

汉承秦制，在道路交管方面设立了“邮、亭、驿、传”4种级别，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这些机构有两个责任，一是负责本地安保工作，二是养护公路。汉代设立的“亭”级机构（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公路局和派出所的合体）有近3万个，因为汉高祖曾担当过亭长，所以他对道路建设尤为关心，在他的努力下，汉代国家公路长达15万公里，其中向西延伸到黎巴嫩和伊朗的道路又被称为“丝绸之路”。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其道路建设也达到中国古代时期的顶峰，甚至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在一些连接大城市的驰道上，竟然可以达到每天行进500里的速度。

马拉轿车与街景  图片 记者 刘亚 摄

《仪制令》

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

唐代制定的《仪制令》是中国最早和最全面的道路交通法则。《仪制令》由唐太宗亲自发布实施，主要规制目的在于“礼仪”方面，同时也将道路交通作为重要一条加以单独规定，即“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为什么说《仪制令》对中国古代交通制度有着最为关键性作用？原因有三个：

第一，《仪制令》将儒家的“礼”作为道路交通的基本规则。在强调道路交通秩序和效率的同时，重视尊卑有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太宗所言：“朕闻教化之本，礼让为先，欲设规程，在循典故。盖以中兴之始，兆庶初安，将使知方，所以渐诱。”说的就是道路交通要以“礼让为先”，又尽量避免太过繁琐，反映出唐初政府对民间的教化政策。

第二，《仪制令》强调了效率与安全作为道路交通的核心理念。在该规定中的四原则里，有一半是强调道路交通效率与安全的。“轻避重”说的就是两车相遇，载重量轻的易于掉头，有助于效率和安全；“去避来”影响更大，至今仍有“先来后去”的习惯存在。当然，仅靠这4个原则维持唐代巨大而繁忙的交通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唐律》依据这些原则衍生出系列具体条款，如“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在后世演化成为“限速”和“人车分流”等现代交通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定价，不得超载。”的规定，在现代演化成为“禁止超载”的规定。

第三，《仪制令》强调了违反交通管理办法之后的惩罚性措施。任何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否定性评价，那么这部法律的执行力度就会打折扣。违反《仪制令》的法律责任和执法部门规定非常清楚：“委本县所由官司，共切廵察。有敢犯者，科违敕之斤罪”，说的就是由县级主管部门掌控交管事项，对于那些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将严惩不赦。具体惩罚措施较为严厉：“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说的是要打屁股50下，这已经是较重的刑事处罚了。

近现代中国

在“左右行”选择中反复

近现代中国在“靠左走”还是“靠右走”的选择中有过反复。我国历来都是“靠左走”的国家，但是在汽车引进之后，情势却发生了变化。19世纪后期，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势力范围在长江以南区域，而北方多为德法俄势力范围。因此，在汽车进入中国后，出现了南北各不相同的两种行车方式——南方靠左，北方靠右。后来，在日本入侵时期，沦陷地区汽车靠左行驶，其余国土按照国民政府于1930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汽车也是靠左行驶。

抗战胜利后，很多中国城市尚存大量外国部队，因为道路交通规则的不同导致事故多有发生，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调研。1946年2月9日的《申报》曾称：“因为军用汽车云集，运输量激增，均有行车秩序混乱的发生，及肇祸伤人的不幸事件。靠左行驶，或不习惯，拟改为靠右行驶，以谋矫正一切弱点。”

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提议行政院立法通过了“靠右走”的规定，行政院按照军委会的意见出台了《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车辆一概靠右行驶，转弯时除交通警察特准外，一律靠右边顺转。人兽力车应绝对紧靠右边。”至于公路上的行人，国民政府认为中国“靠左走”实为传统不易更改，所以仍规定“行人靠左”。

后来有学者提出，如果双向车道，人车共行，那岂不容易发生对撞事故？所以，后来国民政府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这才开始全国车人共同“靠右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照此规定，直至今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