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星让老师聊编辑过往

李云峰

《像鱼儿一样游》是杨星让老师与爱妻王海琳新近出版的小说、散文及书评合集，也是他们出的第一本书。因为退休了，从同事向荣手里接过杨老师送到单位的签名赠书，回家就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一直到深夜。因为有几十年相识交往的文学情谊浸染，又有《运城日报》旧时“枣花”及现在的“鹳雀楼”和《河东文学》两个文学园地的交集，其中许多作品早都读过了，多半还会勾起许多发表作品背后的故事，所以越读越清醒，越兴奋，非常愉悦。

次日早上兴冲冲给杨老师打电话，感叹作品居然那么多，平时还老说懒，写得少。尤其是前面的自序《秋水文章不染尘》写得别致，几乎成了镜鉴他的作品风格的一面镜子，洗练，干净，韵味绵长。杨老师自嘲地说，和运城同时期起步的一批作家取得的成绩相比，就没法说啦，大半辈子，才和你嫂子凑了这么一本。

大概是编辑、评论的职业习惯，没寒暄两句，就迫不及待地提及读出来的问题：一个是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没有明确分成上、下编，是个欠缺；再一个，就是最应该请毕星星老师写个序，就像同事曹喜庆让他给作品集写序评的理由一样，对他的创作情况最了解呀。杨老师谦虚地说，毕老师发现的作者，后来大都成绩突出，获奖、成名，只有他没有写“出来”，非常惭愧，有朋友说，他是被编辑工作耽误了，所以不好意思惊动毕老师，就自己给自己凑合了一个序文。

我说那得看从什么角度衡量。如果从狭义的创作角度看，以他早期小说作品体现出来的艺术灵气，或许运城、山西乃至全国，真的少了一位赵奖甚至茅奖、鲁奖作家，确实不无遗憾。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作为一名文学副刊编辑，他对运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贡献，是非常显著的。想想《枣花》这个有开创之功的文学副刊近二十年坚持不辍地发现、培育文学作者，形成越来越壮大的作者群体，再扳着指头数数从《运城日报》“枣花版”起步、与《河东文学》共同推出去的作家和所取得的成绩，其中属于他的发现、鼓励、培育、助推之功，难道还少吗？这能说不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大成功吗？

杨老师听了，赶紧说，过奖了，过奖了。我说不是客气话，因为又记起他在《我说〈枣花〉》当中写的那句“至于说《枣花》在一些人心中还有记忆，我是相信的”，非常共鸣，并想起前阵子整理自己过往的习作草稿，看到那篇《街头，走来一位少女》，便又想起当初得到他悉心指导和改稿、编发的过程，正好可以见证杨老师是如何与作者互动，修改、编发文学稿件的——

认识杨老师是在1985年。当时的运城地区文联就和运城地区报社，一东一西相邻而居于老东街东头的北侧。因喜欢文学创作争取进入文联工作的自己，除了在办公室承担的日常工作外，几乎只做两件事：一是钻在办公室兼图书室里，囫囵吞枣地疯狂阅读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同时不断写出所谓的“作品”；二是拿着这些“作品”以近水楼台之便，频繁让领导身份的李逸民、孙思义和王自强、张毅、马斗全等多位作家老师指点；还不断往隔壁的《运城报》副刊部跑，奢望稿子能够变成铅字，正式刊登在文学版面上。

看手稿标记的时间，记起是当年8月9日上午，在报社二楼最东侧南面办公室里，由编辑吴芳林老师把我连同稿子介绍给同组负责小说作品编发的杨星让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因小说创作成绩突出，由当时尚在《河东文学》编辑部供职的毕星星老师推荐，刚从邮电局调进报社不久。当时我交给他的是一篇《儿子没逃学》的短小说。他认真读过，说整体可以，并指出一些具体需要修改的地方。

难得杨老师这么“耐心烦”，我便得寸进尺，又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述了一个琢磨了很长时间、题为《夏日之美》的构想——最初的念头，源于随着夏天的来临，街上看到许多女孩子穿出各种式样新颖的衣衫裙装，看上去都呈现出风格迥异、风姿绰约的美感，真的是一道道悦目的美景。但是时不时会发现一些中老年人眼里却乜斜出的憎厌的神色，还有深恶痛绝的贬斥：穿的都像什么呀，怪里怪气，人不人鬼不鬼的。言外之意，这些女孩子也肯定不好了。这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现象，不只是简单的代沟问题，更折射出在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存在的旧时代黑白灰主色调对人们穿衣审美观念的禁锢，并且还残留着以貌取人的可怕偏见，是一个值得留意和反映的题材。

但是这么一个主题，如何以小说的形式去表现呢？苦思冥想，一直不得要领。后来和朋友们去游泳，一位身材姣好、肤色白皙的女子摄人魂魄的美，和她刚冲过凉换好米黄色的连衣裙，披着湿漉漉的长发飘逸离开的身影，让我意识到，这就是这篇纠结心头的稿子的主角了。但是故事如何展开呢？有一天，在街上的一个围观场合，看到一个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踮着脚尖，走上新铺设的亮晃晃还冒着热气的柏油路面上，把一位困在路中间的视障全盲老人扶出来，我觉得这篇稿子可以成形了。

杨老师耐心听完后，结合人物故事，给出一个建议：要注意集中一个镜头，就是姑娘如何挺身而出，把老人从刚铺设的发热粘鞋底的柏油路面上扶引出来。他还针对我想到的服饰审美等庞杂的内容，指出一篇不长的稿子里面，也不要什么素材都表现得到，放不下的，可以留给下一篇。

杨老师的话，就像催化剂，或者说捅破了窗户纸，一下子让自己茅塞顿开，思路清晰起来。围绕着他指出的焦点结构故事，并对琢磨的很多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在脑子里面纠结了快一个夏天的题材一气呵成。等修改几遍后，觉得可以拿出手了，才鼓起勇气去见杨老师，并做好听取意见继续修改的思想准备。

没想到杨老师读完，竟当下表态说不错，文笔很好，像诗的语言。我说是按散文写的，他则表示就故事的完整性和人物塑造的效果，可以按小说发。尽管还存在开头有点累赘和结尾有点紧促的不足，交给他处理吧。

8月20日，这篇作品就以杨老师改换的题目《街头，走来一位少女……》正式面世了，栏目标注为“速写”，挺别致的体裁归类，真的是意想不到。过后不久，杨老师又告知这篇作品在评稿会上被评为好稿件，受到表扬啦。这可是自己在心心念念的“枣花”文学副刊上刊发的第一篇作品，值得纪念的意义又多了一重。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让我认定了这位终生不改的文学老师。

我的回忆，也引发了杨老师的感慨，他说这就是文学编辑的乐趣所在。不仅仅是像有些人理解的，只是为他人作嫁衣的被动付出，还有把自己的文学感觉、艺术表达、鉴赏能力融会到对作者稿件的阅读、建议与修改当中以及最终刊出的喜悦，更眼见有许多作者因为“枣花”园地的发现、鼓励而脱颖而出，走出运城，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作家，自己确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他提及有一年编发了王振川的《爱逛书店》，引起王西兰主席的注意，打电话问作者是哪里的？因为短短的一篇稿子里面，不少于三个细节，由此断定，这是一个有潜力的成熟作者。现在，振川的文学成就，自然已经验证了杨老师和王主席的慧识与判断。我由此想到王主席讲过的，他早年借调省作协的文学刊物《山西文学》做编辑的时候，通过来稿，发现了他永济的小老乡冯浩这个文学苗苗，并为山西培育出一个具有现代派创作风格的小说家。

聊到这里，我说咱们和提及的毕星星老师、王西兰主席，有一个共同点，都有文学编辑的经历呀！虽然和三位前辈老师相比，自己在编辑岗位上的成绩远不及他们那样显著，但是其中甘苦、个中滋味，应该是共通的，至少，我也和杨老师一样，觉得文学编辑工作的确是个成就人的工作，每一位作者发表作品了，出书了，获奖了，那种满足感，甚至比自己发表作品、出书、获奖还开心、幸福、快乐。

打电话是想聊聊作品集，结果跑题了。回头想想，杨老师夫妇这本作品集收录的，都是他们的旧作，其中许多篇都在《河东文学》《运城日报》“鹳雀楼”、《运城晚报》“大河湾”编发过，熟悉他们的读者都应该读过，它们的好，也早被毕星星老师和王西兰主席以及文坛大小作家及文友们一一阅读检阅过了，再介绍，倒显蛇足了，反倒觉得聊起的编辑话题，或许还有几分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