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道统”看河津

□吴晓征

“龙门上口” 记者 杨颖琦 摄

“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马迁，隋传仲淹，明表敬轩，那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统；漫言地不灵：东虎冈，西龙门，南来飞凤，北迎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

这是清代河津贡生张汾宿撰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曰“人杰”，下联颂“地灵”，高度概括了河津厚重的历史人文。河津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龙门文化、设教文化、琉璃文化等是其代表。

厚重的龙门文化

龙门文化起源于大禹治水，禹凿龙门。据《禹贡》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大禹将黄河水从甘肃的积石山引出，疏导至梁山时被龙门山阻挡，龙门山高大险峻，洪水无法通过。大禹察看地形后，决定凿开龙门，引水出山，历时四年，大功告成，创造了人类治水史上的奇迹。后世为感念大禹治水功绩，沿河修庙筑殿，供奉“禹神”，又将整个中国称为“禹域”。

大禹凿开龙门后，水急浪高，洄游的鲤鱼受大浪冲击，难以越过龙门。据《辛氏三秦记》记载：“河津一名龙门，禹凿山开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而岸不通车马。每逢春之际，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诗仙李白亦有诗云：“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所以，后来人们把“鲤鱼跳龙门”作为河津精神的写照。

对于龙门，大家认知的可能是禹门口，其实这只是龙门的下口，也叫口头。真正的龙门是指从禹门口至船窝古镇这一段。龙门是河津自然山水风光的代表，有着四千多年历史，据《三才图会》载：夏禹定名龙门。《名山记选》亦载：黄河到此，直下千仞，水浪起伏，如山如沸。两岸均悬崖断壁，唯“龙”可越，故名“龙门”。

离禹门口不远的黄河大梯子崖上原来有座倚梯城。据唐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倚梯故城，在县（指乡宁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累石为之，东北两面据岭临谷，西南两面俯眺黄河，悬崖绝壁百余尺，其西南角即龙门上口也。以城在高岭，非倚梯不得上，因以为名。”“龙门上口”即现在所说的石门，与禹门口连为一体。

“石门”一称最早由陕西韩城有关部门提出并命名，时间大概在1984年以后。当时，龙虎公路修通后，韩城市将黄河晋陕峡谷规划为“三门”，即龙门、石门、孟门。晋陕峡谷是黄河的黄金水道，历史上航运业非常发达。禹门渡和船窝渡都是著名的码头，每天有数百条船上下穿梭，运煤、粮和其他货物。在船工们口中，龙门是禹门口至船窝段的总称。禹门口称“口头”，龙门村曾被称为“口头村”，而石门才是船工们口中真正的“门”。石门是黄河晋陕峡谷的最窄处，两边悬壁对峙，形似斧削，更像是黄河上的一道“门”。船窝古镇前有一片大青石伸向河中，被称为“门墩石”。从这些称谓中可以看出，龙门是指禹门口至船窝这段河。

龙门文化对中国古代建筑也有着广泛影响。现存古城墙门楼高耸，门洞深厚，大门位置普遍在门洞中间。对照龙门，“口头”两边，禹庙繁华，相当于城门楼子。门和门墩则隐藏在门洞深处，更能体现关防作用。

绵长的设教文化

河津历史上教育比较发达，其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设教活动就有三次。在儒学文化代表中，从祀孔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礼遇。放眼山西，两千多年来仅有4人入选，其中3位都是河津先贤，分别是孔子弟子卜子夏、文中子王通、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另一位则是夏县的司马光。

卜子夏是孔子的十哲弟子之一。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卜子夏守孝三年后应魏斯祖父魏桓之邀来到晋属西河设教，时年32岁，直到87岁去世，葬在今阳村街道东辛封村，至今墓、祠尚在。据《弟子传》记载：“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设教，为魏文侯师。”

子夏西河设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使河津成为继孔子东鲁设教授徒后全国第二个教育基地和文化传播中心。子夏的教学内容是经世之需，为人之道；教学目的是修德启智，保国安民。他倡导“有教无类”，不论出身贫富，凡入室求学者均平等对待，因材施教。在教学方法上，他不拘于一郡一域，四方游走，流动办学，广而教之。丰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使西河这块土地一时成为各国学子学习儒家思想的中心。子夏门下的弟子贤能济济、人才辈出，李悝、吴起、段干木、田子方、禽滑厘、公羊高、谷梁赤等高足学子，安邦定国，功勋卓著。魏国君主魏斯尊子夏为师，请教朝改，这也是子夏一生最高的成就，实现了他“不为王侯骄，而反为王侯师”的志向。

王通是隋末大儒，龙门通化人。隋文帝仁寿三年（603），王通西游长安，受隋文帝召见，奏《太平十二策》，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为所用，便离开京师，退归乡里，在黄颊山白牛溪飞云洞设教授徒，听讲者多达数百人，史称“河汾门下”。绛郡通守陈叔达、隰县县尉房玄龄、马邑郡丞李靖、太原诗人温大雅、京兆士人杜如晦等，后来均成为唐初名臣。

王通在我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时人誉称“至人”“王孔子”。其所著的《中说》上承孔孟，下接韩愈、李翱以达宋明理学。他的弟弟王绩，号东皋子，人称“斗酒学士”，其诗作朴素自然，生动形象。其孙王勃更是天才少年，赋予了初唐诗歌新的生命力，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题材。

薛瑄出身教育世家，他的父亲做儒学教谕40余年，尽职尽责，教绩卓著。受其父辈影响，薛瑄把投身教育作为终身的兴趣。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被誉为“铁汉公”。其晚年致仕后，回到故里，设教讲学，传道授业达20余年。他治学有方，著书立说，撰写了《读书录》《读书二录》等重要理学著作，创立了对有明一代学术影响极大的河东学派，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对明中叶以后理学唯物主义者和明初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奠定了明代关学中兴的思想基础。

薛瑄的实学思想和学风贯穿于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整个思想体系，因而被誉为“笃实践履”之学。薛瑄本人也被称为“学贵践履”的“实践之儒”。

河津历史上的三次设教讲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河津近代历史上曾书院林立，文事兴盛，学养至上，贤达辈出，并受到后世的敬仰和称颂，同时也养成了河津人尊师好学的品格。

璀璨的琉璃文化

琉璃自古以来就作为建筑装饰品深受人们喜爱。据考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琉璃就已出现，秦汉时期有所发展，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山西是琉璃的发源地，河津则是琉璃的故乡，所产琉璃历代享有盛名。据《河津县志》记载，明清两代修建故宫就有河津人参加，所用琉璃基本都产自河津。而我国北方地区的许多著名庙宇或古建筑，也多用到河津出产的琉璃制品。

据文献记载，河津吕氏被称为“琉璃世家”，在明万历年间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琉璃制作家传工匠。《山西琉璃》《河津县志》《河津百科全书》《河津乡镇企业志》中显示，吕姓匠师制作的琉璃早就用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等建筑。

河津琉璃的出名，离不开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的吕氏琉璃。其烧制的琉璃制品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色彩绚丽，质地优良，特别是独家首创了“孔雀兰”釉色，在琉璃艺术发展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山西琉璃》专著，对吕氏琉璃的成就和地位有着充分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氏“琉璃世家”第八代传人吕鸿渐先后参与了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的修复工程，烧制了全部琉璃脊兽和塔饰。1973年，吕鸿渐尊重父亲吕焕文遗嘱，将祖传琉璃工艺秘方全部捐献给国家。2008年6月，河津琉璃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现在河津的琉璃企业，吕氏占据半壁江山，产品远销周边20多个省市，并出口国外。周边多个古建也都有河津的琉璃、砖雕、灰陶产品，如山西晋商大院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大同古城，皇城相府，河南少林寺，洪洞广胜寺，陕西关中民俗博物馆等。

除了古建构件和传统题材诸如大禹治水、中华武圣等，河津琉璃还将花、鸟、鱼、虫、龙、狮子、麒麟、孔雀等进行创意设计，生产出更多人们喜闻乐见的工艺精品，形象生动，富有情趣。

河津市樊村镇东北有一座玄帝庙，创建于明隆庆三年（1569），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竣工。因其所有的瓦、脊、兽、檐等装饰品全部采用琉璃构件，远远望去，流光溢彩、耀眼夺目，所以当地人又称其“琉璃庙”。这座庙对河津琉璃作了准确的地域人文注解。

文化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无形的生产力，传承发展河津文化，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是每一位河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