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时间的法律建构

▲写春联 （资料图）

刘云生

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为什么重要？在古代，这是记录旧年新岁的最重要时点和节点，也是权力认同、文化认同的标志性行为，是国家权力的神圣化、仪式化和日常化。

春节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但到底哪一天过春节，或者说，哪一天算正月初一，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变更。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太初历》，回归夏历，以寅月为正月，改元为太初元年，最终确立了春节的时间节点。从此以后的两千多年，正月初一就成为新正、元旦，成为新年的第一天。

春节不是时间的自然经历，而是权力建构的产物，是国家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和管理的制度建构。春节为什么会与政治权力、法律制度产生关联？这涉及到春节的三大功能。

第一个功能：授时

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为什么重要？在古代，这是记录旧年新岁的最重要时点和节点，也是权力认同、文化认同的标志性行为，是国家权力的神圣化、仪式化和日常化。

首先看神圣化。所谓授时，最早就是通过天文观测，确定每年的第一天从哪天开始，确定各个节气时点，指导农业生产。在古人看来，四季的更换循环是上天永恒不变的规律，只有“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才是上天选中治理人间的代表。按照《礼记·月令》，谁能够把控时间，谁就能明天道，懂地理，并据此确立人纪，形成权威而有效的治理体系。所以，古代的历书都由官方专业机构制定并由皇帝颁布，这就是“黄历”或“皇历”，其他任何人不得私刻盗印。唐代禁止民间翻刻历书，整个宋代推行历书专卖制度，《庆元条法事类》还规定了雕造盗印历书的各项惩罚措施，最高刑是杖一百，流放千里。到了明代，《大明律》明确规定私刻历书与伪造衙门印信、茶引盐引同罪，处理也最为严重：斩刑。洪武年间的《大统历》封面上还刻有警示标志和告发奖励字样：“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

此外，历书对外代表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宋代因为不同历书的时间差引发过两起外交事件：一是北宋熙宁十年，苏颂出使辽国庆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生辰。因为宋历中的冬至节比辽历早了一天，所以，辽道宗具体哪一天过生日办庆典就演化成为两国的外交争端；二是南宋淳熙五年，金朝派遣使者来贺节，但两国历书又相差一天，结果自然又爆发另一场外交争端。由此可知，时间体系代表着最高、正统的国家权力。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国家授时中心，还有北京时间。一旦时间被别人控制，那就代表着主权的丧失。

其次是仪式化。《周礼》中设有“太史”一职，其目的就是正年岁并举行颁朔礼。从唐代开始，历书制定好以后，一般都会选择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颁历或颁朔仪式。比如明清两代都以每年的十月初一在午门举行颁朔大典，然后分别发往全国各地。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宗藩制政治体制中，中国经常向外藩赐历，作为宗主国对藩属国政治统治的仪式象征。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初年就有占城、爪哇、日本、安南、高丽、琉球、真腊、三佛齐等国家先后受颁《大统历》。

再看日常化。从唐僖宗乾符四年开始，中国的历书基本上实现了内容和格式的统一，一般包括节气、月大、月小及日期，还记载有阴阳五行、吉凶禁忌等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主导着老百姓的生活日常。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建房架梁，甚至经商出门都得拿出老黄历，翻来查去，要挑出个黄道吉日。一旦到了战乱时期，很多地区如果接不到朝廷颁发的历书，农民就很难知道哪一天哪一月该干什么，要是在市场上买来错误的历书，极有可能导致减产绝收。更重要的是，在政权更迭的非常时期，这种日常化的生活节奏也会随着政权的动荡而改变。根据《明季南略》记载，公元1649年十月，南明永历政权向两广云贵等地颁发了次年的《大统历》，闰月在十一月，也就是说春节要晚一个月。但清朝大兵压境，很快攻陷了广州和桂林，启用了清朝的《时宪历》，闰月在次年的二月。这样一来，清军占领的城市到了十二月底就开始过新年，而南明政权还有影响力的农村，到下个月底才开始守除拜岁，老百姓的生活日常也被裹挟进了政治权力的强势旋涡。

第二个功能：齐政

古人怎么来确立时间呢？简单来说就三个步骤：观测天象、对照地理、正位定时。比如二十四节气中有雨水，怎么来确定？第一个标准是天象，也就是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太阳黄经330度。如果一个人不会观测北斗星，也就辨不出东西南北，北京话调侃说“找不着北”，本义就是摸不清方向。第二个标准是地理。地上的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这叫春雨贵如油。这时候，水獭开始出没水中捕鱼，还一条一条地摆放整齐，古人谓之“獭祭鱼”，再过几天，鸿雁北归，万物萌动，春天就来了。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标准，正位定时。古人在哪个地方观测北斗星？2020年5月，考古学家在河南河洛地区的双槐树发现了“河洛古国”的都邑遗址，其中就有北斗星天文观测遗迹，而此地正是被称之为“得天下之中”的地域，后代的中原、中国，就是指的河洛地区。换句话说，《周礼》所谓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就是要位居天下之中，才能精准辨识北斗星的方位，并以此来确定具体的时间刻度和季节变迁。这就可以解释中原为什么代表政治上的正统和至高无上，因为它位居天下中央，是正位定时的最佳方位，代表了地理空间的中心核心，代表了时间的制定和把控，自然也代表了权力的正统和权威。

古人既然通过空间来测定时间，这也决定了古代时间管理和空间管理的一致性，既以此确立公共权力的正当性权威性，也据此推行政令，统一行为，这就是所谓的“齐政”。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钟鼓楼，这是中国古代进行时空管理的最有效载体。历史上，北京有鸣钟击鼓迎新年的习俗，到了今天，击鼓少见，但鸣钟祈福迎新的习俗一直流行不衰。仔细考察，北京鼓楼建于元至元九年，最初的名字就叫“齐政楼”，南北成列，位居城市中轴线之中，就是古代进行时空管理的显性建筑和动态隐喻。

第三个功能：节庆

农耕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的生命节奏，也是社会化的生活方式。从远古开始，一到冬季，人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祭祖酬神，报功感恩。特别是到了十二月，古人纷纷举行腊祭或蜡祭，国家公共权力机构开始祭祀天地百神。根据《礼记·郊特牲》，早期的公共权力机构除了祭祀天神地祇，农神河神之外，还会祭祀猫和虎。为什么？因为猫可以吃掉田鼠，虎可以吃掉野猪，让农民丰收。老百姓也在这一月祭祀先祖和五种家神。如此，几乎整整一个月都会沉浸在喜庆的酒肉歌舞之中。所以，十二月就直接被称为“腊月”。

这一个月也是劳农息民的最佳时刻。人们纷纷走向山林河川，狩猎捕鱼，走向公堂，从事集体祭祀和庆典，然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腊月岁尽，新历新月新日的第一天就是正月初一，人们开始烧巨型的竹子，通过震耳欲聋的响声驱逐百邪，迎接新春，这就是最早的爆竹。（《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