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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猗《霍扬碑》: 山西省“魏碑之冠”

来源:发布者:时间:2022-11-07

曹亚彬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它不仅是一个较为混乱的年代,还是一个王朝快速更迭的年代,更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对中国传统艺术来说,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自觉时代”。刊刻于北魏景明五年的《霍扬碑》,某种意义上就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这种“自觉”,遂有山西省现存碑刻“魏碑之冠”的美誉。

▲北魏密云太守霍扬碑,临猗县博物馆收藏,原竖立于临猗县临晋镇霍村霍扬墓地。高192厘米、宽96厘米,厚20厘米。红砂石质,首身一体。首部半圆形,碑额线刻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像,佛像左右分两行篆书“密云太守霍扬之碑”8字。首身之间有圆穿。文17,行27字,字径4厘米,魏体楷书。刻于北魏景明五年,书法方正典雅、雄劲无敌,神采焕发、古色照人,为本省存世魏碑之冠。1979年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供图

该碑出土于民国时期,历史记载缺乏,且一度被认为是伪造,饱受争议。但书法家祝嘉力排众议,赞其曰:魏《霍扬碑》民国初年出土,兼有《郑文公》《嵩高灵庙》《石门铭》《爨龙颜》诸碑之长,尤为可宝者也。

由于当时晋南地区人们接受的历史文化相同,生活方式相近,对美的表现形式的选择和认同形成了该碑独特的书风,故此碑能集众碑所长,一改魏晋南北朝方峻严整风貌,显露出诸多书体的特点,受到后人的赞扬。

汉字书体演变到汉末魏晋,体式趋于定型,法度日趋完备。前期代表为钟繇,其小楷存留了隶书相关特点,直至北魏时期的碑刻、墓志等,仍被保持着,可谓隶楷杂糅,接续衍变。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都离不开前代艺术的影响,《霍扬碑》也不例外。

《霍扬碑》杂糅书风的产生,首先绕不开魏晋时期钟氏与卫门两大书法望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处黄河以北的卫氏一脉,其学风重继承;而位居黄河以南钟氏,其学风注重理论发挥与思辨,力求创新。故南北书风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明显的分别,即卫门热衷传统,笃守古体,这为北雄南秀书风发展下了伏笔。其次,艺术是一种基本的文化形式,文化的变化自然影响着艺术的变化。西晋承曹魏之余绪,永嘉之乱后,司马家族南迁,北方频繁的政权更迭使一大批书家移居南方。这一举动无形中阻碍了北方书体的演进,使得北方书风保持着“古质”面貌。正如书法家刘涛所言:西晋以来,楷书的发展分为两途:南方进展快,“二王”一脉的楷书吸收了早期行书一拓直下的笔法和内擫的笔势,体态是欹侧的“斜结”,基本上剔除了早期楷书的隶笔;北方的进步慢,北魏平城时期的楷书还保留着许多“新隶体”的平直写法,平城时期的楷书字脚以“平脚式”和“右低式”两种最为常见,体态是横向的“平结”,所以它杂有古朴的隶式,具有浓郁的隶意。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风承西晋隶书余韵,其结构和笔画都留存了些许隶意,展现出“体兼隶楷”的风貌。可贵的是,刊刻于此时的《霍扬碑》也受到了南朝新妍书风的影响。其点画丰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逐渐显出现洛阳体的特征。

总之,由于北方卫氏书风的笼罩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造成的人才流失,从魏晋到北魏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北方书风与南方的书风相比,整体上呈现书体发展滞后的现象,楷书的发展具有隶书的遗风即为明证之一。当时的这种书写风格,实际上也遵循了社会的公约和公认的规范,是书写者在既定的文化、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合乎礼仪规范的慎重表达。碑碣之制,按惯例都是采用庄重的隶书书刻。其表现出的隶书笔意、楷书写法,不仅是无意识为之,还是时代背景的影响,因此多篆隶圆转笔法。所以,碑刻用书体一定程度上是含有复古元素,使得《霍扬碑》的书风比较保守,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北朝诸政权中北魏统治时间最长,国力也最强盛。论及书法,北魏书法也以雄厚茂密的风格为最。雄阔豪放为其整体面貌,为当时风尚所使然,《霍扬碑》即是一例证明。该碑在时代背景和地域书风的影响下,具有雄伟、壮阔、豪放、浑穆、显豁的特征,总之属于阳刚一路,表现出一种雄性之美。祝嘉《书学论集》中写道:这个碑的长处,是雄强无敌,笔画、结构、变化都很大。六朝碑雄强的很多,但这个碑则是强中之强,可于钩画见之。但这些钩画是从汉碑《娄寿》《衡方》来的,尤显而易见。

如该碑中的“将”“时”等字,其钩画有隶书遗意,相对于其他楷书中的钩更长,有无限延伸之意态,显得更为强劲生动,生命感十足,所以,祝嘉在《书学论集》提出:是碑者,腕力殊强,若“将、时、特、野、序”等字之钩画,钩势甚长,翘起而成半环,最为奇踪。是于人之难处,大显身手,为各碑之所无。

在结构方面,《霍扬碑》中字内空间舒朗,结体宽博,如“昌”字,虽为独体结构,但在笔画的处理上偏细,但不失厚重感,以此来体现雄强意蕴;“帝”字字形偏扁,未将末笔竖画拉长,上疏下密,略显朴厚率性,用笔圆融,是雄强又一体现。

《霍扬碑》并未体现书丹者姓名,但其高古超迈的书写方式,足以说明书丹者绝非普通书手为之。虽经千年风雨侵蚀漫漶,但肃穆雄浑之趣不减,是魏碑之佳作。然纵观中国书法史,雄强之美作为书法审美的范畴之一,展现出生机勃发、神理完足的视觉感受。而雄强茂密的艺术风格成因与用笔有密切关系,《霍扬碑》用笔厚重雄强,沉稳朴茂,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之曲折圆而有力,点画疏散恣意,以楷隶为体,篆籀为用,如锥画沙。

雄为力之用,雄强推崇的是精神气象,参有道家浑然与天地同体的精神气质,故雄强之力不露骨,为内蕴之力,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源自人生命深层的力量。雄强是书法创作主体精神人格的内在彰显,可谓精神的雄强才是真正的雄强。因之,《霍扬碑》与中国传统美学所提倡的沉郁顿挫、潜气内转的艺术哲学是相通的,表现出的是内在的生命和精神。

此碑最为突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法艺术成就,还在于昭示着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程,更在于其体现着精妙绝伦、雄强无比之地域书风。雄强的书法所迸射出来的足以震慑人心的强大魅力,使它具有无比深刻的感召力,无比强大的感染力。因之,几千年来,山西的历史文化锻造着这里人们的性格、思想和审美理想,也锻造着这里的文化艺术。故雄强书风应是山西书法发展的主旋律,实际上也正是书法发展的主旋律。(《书法》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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