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猗《霍扬碑》： 山西省“魏碑之冠”

曹亚彬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它不仅是一个较为混乱的年代，还是一个王朝快速更迭的年代，更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对中国传统艺术来说，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自觉时代”。刊刻于北魏景明五年的《霍扬碑》，某种意义上就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这种“自觉”，遂有山西省现存碑刻“魏碑之冠”的美誉。

▲北魏密云太守霍扬碑，临猗县博物馆收藏，原竖立于临猗县临晋镇霍村霍扬墓地。高192厘米、宽96厘米，厚20厘米。红砂石质，首身一体。首部半圆形，碑额线刻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像，佛像左右分两行篆书“密云太守霍扬之碑”8字。首身之间有圆穿。文17，行27字，字径4厘米，魏体楷书。刻于北魏景明五年，书法方正典雅、雄劲无敌，神采焕发、古色照人，为本省存世魏碑之冠。1979年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供图

该碑出土于民国时期，历史记载缺乏，且一度被认为是伪造，饱受争议。但书法家祝嘉力排众议，赞其曰：魏《霍扬碑》民国初年出土，兼有《郑文公》《嵩高灵庙》《石门铭》《爨龙颜》诸碑之长，尤为可宝者也。

由于当时晋南地区人们接受的历史文化相同，生活方式相近，对美的表现形式的选择和认同形成了该碑独特的书风，故此碑能集众碑所长，一改魏晋南北朝方峻严整风貌，显露出诸多书体的特点，受到后人的赞扬。

汉字书体演变到汉末魏晋，体式趋于定型，法度日趋完备。前期代表为钟繇，其小楷存留了隶书相关特点，直至北魏时期的碑刻、墓志等，仍被保持着，可谓隶楷杂糅，接续衍变。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都离不开前代艺术的影响，《霍扬碑》也不例外。

《霍扬碑》杂糅书风的产生，首先绕不开魏晋时期钟氏与卫门两大书法望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处黄河以北的卫氏一脉，其学风重继承；而位居黄河以南钟氏，其学风注重理论发挥与思辨，力求创新。故南北书风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明显的分别，即卫门热衷传统，笃守古体，这为北雄南秀书风发展下了伏笔。其次，艺术是一种基本的文化形式，文化的变化自然影响着艺术的变化。西晋承曹魏之余绪，永嘉之乱后，司马家族南迁，北方频繁的政权更迭使一大批书家移居南方。这一举动无形中阻碍了北方书体的演进，使得北方书风保持着“古质”面貌。正如书法家刘涛所言：西晋以来，楷书的发展分为两途：南方进展快，“二王”一脉的楷书吸收了早期行书一拓直下的笔法和内擫的笔势，体态是欹侧的“斜结”，基本上剔除了早期楷书的隶笔；北方的进步慢，北魏平城时期的楷书还保留着许多“新隶体”的平直写法，平城时期的楷书字脚以“平脚式”和“右低式”两种最为常见，体态是横向的“平结”，所以它杂有古朴的隶式，具有浓郁的隶意。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风承西晋隶书余韵，其结构和笔画都留存了些许隶意，展现出“体兼隶楷”的风貌。可贵的是，刊刻于此时的《霍扬碑》也受到了南朝新妍书风的影响。其点画丰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逐渐显出现洛阳体的特征。

总之，由于北方卫氏书风的笼罩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造成的人才流失，从魏晋到北魏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北方书风与南方的书风相比，整体上呈现书体发展滞后的现象，楷书的发展具有隶书的遗风即为明证之一。当时的这种书写风格，实际上也遵循了社会的公约和公认的规范，是书写者在既定的文化、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合乎礼仪规范的慎重表达。碑碣之制，按惯例都是采用庄重的隶书书刻。其表现出的隶书笔意、楷书写法，不仅是无意识为之，还是时代背景的影响，因此多篆隶圆转笔法。所以，碑刻用书体一定程度上是含有复古元素，使得《霍扬碑》的书风比较保守，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北朝诸政权中北魏统治时间最长，国力也最强盛。论及书法，北魏书法也以雄厚茂密的风格为最。雄阔豪放为其整体面貌，为当时风尚所使然，《霍扬碑》即是一例证明。该碑在时代背景和地域书风的影响下，具有雄伟、壮阔、豪放、浑穆、显豁的特征，总之属于阳刚一路，表现出一种雄性之美。祝嘉《书学论集》中写道：这个碑的长处，是雄强无敌，笔画、结构、变化都很大。六朝碑雄强的很多，但这个碑则是强中之强，可于钩画见之。但这些钩画是从汉碑《娄寿》《衡方》来的，尤显而易见。

如该碑中的“将”“时”等字，其钩画有隶书遗意，相对于其他楷书中的钩更长，有无限延伸之意态，显得更为强劲生动，生命感十足，所以，祝嘉在《书学论集》提出：是碑者，腕力殊强，若“将、时、特、野、序”等字之钩画，钩势甚长，翘起而成半环，最为奇踪。是于人之难处，大显身手，为各碑之所无。

在结构方面，《霍扬碑》中字内空间舒朗，结体宽博，如“昌”字，虽为独体结构，但在笔画的处理上偏细，但不失厚重感，以此来体现雄强意蕴；“帝”字字形偏扁，未将末笔竖画拉长，上疏下密，略显朴厚率性，用笔圆融，是雄强又一体现。

《霍扬碑》并未体现书丹者姓名，但其高古超迈的书写方式，足以说明书丹者绝非普通书手为之。虽经千年风雨侵蚀漫漶，但肃穆雄浑之趣不减，是魏碑之佳作。然纵观中国书法史，雄强之美作为书法审美的范畴之一，展现出生机勃发、神理完足的视觉感受。而雄强茂密的艺术风格成因与用笔有密切关系，《霍扬碑》用笔厚重雄强，沉稳朴茂，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之曲折圆而有力，点画疏散恣意，以楷隶为体，篆籀为用，如锥画沙。

雄为力之用，雄强推崇的是精神气象，参有道家浑然与天地同体的精神气质，故雄强之力不露骨，为内蕴之力，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源自人生命深层的力量。雄强是书法创作主体精神人格的内在彰显，可谓精神的雄强才是真正的雄强。因之，《霍扬碑》与中国传统美学所提倡的沉郁顿挫、潜气内转的艺术哲学是相通的，表现出的是内在的生命和精神。

此碑最为突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法艺术成就，还在于昭示着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程，更在于其体现着精妙绝伦、雄强无比之地域书风。雄强的书法所迸射出来的足以震慑人心的强大魅力，使它具有无比深刻的感召力，无比强大的感染力。因之，几千年来，山西的历史文化锻造着这里人们的性格、思想和审美理想，也锻造着这里的文化艺术。故雄强书风应是山西书法发展的主旋律，实际上也正是书法发展的主旋律。（《书法》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