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大战

■毕星星

农家的孩子，自小就要常常下地干活。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一放假，就会跟着大人去挣工分。六月天，日头一出来就毒旺旺的，几天就能晒脱一层皮。脱了皮，皮肤黝黑，再晒，再脱。架不住晒，下不了苦，哪能做得了庄稼活。父亲这时照护我的办法，就是每天出工时，嘱咐我戴上一顶草帽。那种农家的普通草帽，是用麦秸秆编了帽辫，再一圈一圈弥合起来，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般是用以防晒，偶尔也能遮雨。一把锄，一顶草帽，一个活生生农民的形象就站在那里了。

偏偏我是最不爱见那个草帽。戴了几回，觉得它捂在头顶，并不凉快。有时候捂得久了，汗贴着头发流，蜇得皮肤更难受。再说，像我一班伙伴里，家里也不怎么管，爱戴就戴，不戴就算了，并不格外当一回事。偏偏我这个老爹，几乎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每次出工之前，都要严格监督：戴上草帽了没有？戴上草帽！人家不戴？不要管人家，你戴上！

我刚进青春期，反叛心理刚萌发，最反感家里管教。你叫我戴，我偏不戴。出工时，我故意忘了，父亲就要责骂一番，追上来把帽子扣上。要是这样，到了地里，只要不和父亲在同一块地界，我就宁可把草帽斜扣在背上，顶着毒日头光着头。下了工，我会故意把草帽带儿往肩上一套，草帽就拖在后面扣着屁股蛋，走起路来一悠一荡的。我那是示威给父亲看，我就不戴，你有啥办法。

乡下有些老农有一种习惯，叫作熬脊背。他们一下地，别说戴草帽，连上衣也脱掉，光着背，蹲在地里干活，一晌又一晌，脊背晒得黝黑，汗水一冒，像是滋啦滋啦流油。整个一夏天，他们都那样，咋也不咋的。我那时最羡慕的就是这些长辈，人家怎么就没有戴草帽这麻烦。毛主席号召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也试着光过膀子，不行，皮太嫩，一天就泛红，接着就脱皮。后来听人说，熬脊背的要从春三月开始，那时日光还柔和，三月起晒，渐渐的，一天一天强化，皮也就慢慢服下了。熬脊背也不是一日之功。再后来，听说老农们熬脊背也不是战天斗地的豪情所致，多半是为了节省一件上衣。我的崇拜不禁消退了大半。

戴草帽这个事却依然不会退让，乡下小子的牛脾气犯了也犟得怪。每次出工，因为戴草帽，我和父亲都有一番争执，有时会爆发争吵。有一回，父亲气得拍手顿脚，悲号“好汉要死在儿女手！”偏偏我还要回嘴说：你哪里算什么好汉！父亲跳起来要打，亏是隔壁的二奶奶拉住了，她悄悄地对我说：憨娃哩，你爸要你戴草帽，是怕你晒黑了。你看咱庄稼户，哪一个不脸黑得像贼一样。

父亲那时的良苦用心，我一个青皮后生怎么能明白。多年以后，经常听到庄稼户自称“黑脸爷爷”，我慢慢有些清醒，原来这脸上的颜色，和职业扯得这么紧。父亲一直不甘心让我窝屈在村里，费劲想让我保住一个嫩白的脸蛋呢。在他看来，当干部，脸先要白；脸一黑，看着就不像个干部。

我二十岁出去当兵，当时卸下头一个心理负担，从此再不用因为戴草帽和父亲犯口舌了。要戴也是军帽，比草帽威风多了。多年以后，我转业外地坐机关，也没有戴草帽的问题。草帽呀草帽，我从此不再犯你的愁了。

四十多岁以后，有一年回乡，兴致所至，突然想去承包地里干干农活。也是多年不干活，想活动活动筋骨了吧。想着田野的青葱、飞跳的小虫，我有一种多年违隔的向往。急急忙忙擦净了锄头，换了一身家常衣服，兴冲冲地起身，招呼父亲带我去认一认地头。

我站在院心等，好一会儿父亲才出来。他背抄着手，走到院心，又站住了。

我催促说：爸，咱走呀。

他不说话，只是怯生生地看着我。我好像第一次发现，父亲确实老了，他已经过了八十岁，身形开始佝偻。一辈子干庄稼活的大概都这样。我瞅着父亲，看到他的眼珠已经发黄，目光散乱，全无了前多年的生命气象，完全是一副老朽之身了。他面前站定的，是他已经四十岁的儿子。儿子立业成家，在外做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已经不是多年以前他可以打骂的小子了。站在神气的儿子面前，他越发觉得自己琐小。他像是要和我商量什么，又不敢贸然开口，欲言又止的。那神色，是商量，更像乞求。他先是把脸别在一边，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转过脸，眼珠儿由下往上扫着，慢慢地才敢和我脸对着脸，目光接着了目光。他那一脸黑黄的皱褶很不自然地抽动着，刚一开口，眼帘又胆怯地垂下了，他终于嗫嚅出一句话，那是探询，更像求告：

你不戴草帽？

声音很轻。刹那间，我的心却被狠狠刺痛了一下。这草帽啊——

父亲的背抄手这时掉到身前，他两手下垂，护着的，是一顶草帽。

我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接过一顶草帽。

我和父亲的草帽大战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获胜一方和战败一方都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