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六书”垒昆仑

■张宝晶

不知什么时候，我读《宗璞散文》，在书前“出版说明”下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冯友兰先生葬于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每翻此书就能看到这句话，以加深印象。拜谒仰慕已久的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墓地，就成了我的夙愿。

1928年秋，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时设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担任。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文学院存续的24年里，冯友兰担任了18年院长，由此开启了硕儒辈出的难以超越的时代。冯友兰曾数次在清华大学面临困境时被推到代理校长之位，维持局面，扭转形势。他为人正派，温和宽厚，学贯中西，兼容并包，学问服众，儒者风范。冯友兰先生生前曾和毛主席等多次谈论过哲学的有关问题，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学者、教授、作家。

一天，我专程来到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进大门左拐不远，就到了冯先生的墓地。他的墓茔一平方米多一点，与“左邻右舍”大小基本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看不出是一位大人物逝后的奢华之地，唯一显出不同的是墓碑的颜色、款式。这是一块大石头，不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墓碑，只是石头，它立在众多的、拥挤的、有序的、一排排的墓碑之中，但它又起着墓碑的作用。

静极了，初春的墓地。大石在寂静和寒冷中默默地站着。它是一块略带肉红色的自然厚石，粗看像旧时人们写字用的钢笔尖，一米多高，一尺多厚，一米多宽，浑身粗糙，凹凸不平，极有厚重感。正面中间是一块凿平了的长方形，其上竖刻“冯友兰先生夫人之墓”几个黑色行草大字，“先生”与“夫人”四个字是并列的。墓碑正面右下角，通常都刻有立碑人的名字和时间，而这通碑却显不同，是两行竖刻的小字，一行是“冯钟越 一九三一至一九八二”，一行是“飞机强度专家”。这两句话使我明白，冯先生次子的骨灰与其双亲一起埋在这里。这对于逝者和生者，都是很大的安慰。碑石正面所有的字均系繁体，繁体字用于冯老这样的人物当然别有深意。

墓碑的背面并排竖刻着两行甲骨文：“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我不认识甲骨文，更看不明白它的意思，好在碑的左下角刻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于1991年12月写的没有标点符号的一段注释：“营窅冥之居，愚事之，亦雅事也。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先严自撰，高尔泰君书丹。”我这才感知到，两行甲骨文，是冯先生生前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冥居自撰的。

1915年，冯友兰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此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哲学。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后，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用现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代表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对这部书我也是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价值。因为以前读书就是糊糊涂涂地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年读到一些文章，如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的文章说：“冯先生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现代的治学方法，把我们中国哲学史梳理得非常清楚，原来说不清楚的地方现在都说清楚了。他的新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是后人不能改变的。”

1946年到1947年，冯先生在美国宾州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讲稿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简史》。有人误认《简史》为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缩写本，而是一本全新的书，有他新的研究心得，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写出来的。它用不长的篇幅把很长的中国哲学史说得极为明白而且有趣，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我每读都醍醐灌顶、心神安静。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便打算修订他的《中国哲学史》，后来他曾道出自己的苦衷：“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复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再写。”于是，他干脆重写，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事业。

1980年，冯先生开始撰写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身体状况很差，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但他决定用本人口述秘书记录的方式，完成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他每天都在书房枯坐，苦思冥想，然后一字一句说出来，由秘书代为书写，从不间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在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能完成大书的首要条件。我心想，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写上下五千年，或者写两千多年，这里面涉及许许多多的年份、许许多多的人物、许许多多的观点、许许多多的事件，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可见他的知识是何等渊博，记忆是何等超人。

其次是他的专注，他的执着，他的不可更改的初心。在临终的前两年，他不能行走，不能站立，吃饭需要人喂，这些都没有停止他的哲学思考。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11月15日，《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清样校阅完毕。当月26日，冯先生便停止了呼吸。他可以安心地走了。

再次是他的拼命。冯友兰曾说，写作是“拼命的事”，“凡是任何方面有成就的人，都需要有拼命精神”，“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之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他就是用这种拼命精神克服一切困扰，排除一切干扰，呕心沥血，最终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令人感叹。

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冯先生在《新编》的自序中说，这部书的特点“除了说明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做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一些哲学家说，这一点他做到了。这部著作现在仍为诸多高校选定的哲学史教材。

史，简史，新编，这就是“茔”联中所说的“三史”。

冯先生在88岁的自寿联中写道：“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寿指88岁，茶寿指108岁。我相信，倘若他能活到108岁，仍然是会继续修订他的《中国哲学史》的，只是这一点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就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贞元六书”是冯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的一盏菜籽油灯下写出的六本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新原道》。这六本书构成了他完整的哲学体系。

冯先生在《新世训》的序言中说：“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他在《新原人》的序言中说：“此书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继《新理学》之作。”书中提出了人生境界说，要人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他在《新知言》的序言中说：“前发表一文《论新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方法》，后加以扩充修正，成为二书，一为《新原道》，一即此书。《新原道》述中国哲学之主流，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此书论新理学之方法，由其方法，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他写的这几个序言虽短，但言简意赅，六书各自的地位，彼此的关系讲得很是明白。

冯先生为什么要写六书？他的《新原人》序言，把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清楚透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工作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读完这段序言，我们不难看出，“贞元六书”充满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1946年7月，西南联大停办，冯先生写了著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碑文有句云：“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曾在北京大学校园，目睹了复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深深感到，上述这段序言与这段碑文，把冯先生平生之志向、追求之目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爱国、期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他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冯友兰为学自述》中，他解释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两朝的南渡，南渡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会胜利，中华民族一定会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很明确，今古、贞元均为时间。所以说，“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他一生学术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表达了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也凝聚着他一生学术建树的价值与生命。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冯友兰先生遭遇了各种批判、攻击、诋毁乃至污蔑。1980年，其女儿宗璞在昆明西南联大瞻仰纪念碑时，曾信手写下一首小诗：“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留住了提炼的过去，虽然你能证明历史，谁又来证明你自己？”我站在冯先生墓碑前，心想他已被平反了，他女儿的疑虑也烟消云散了。冯先生自己证明了自己，时代证明了冯先生。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堪称中国的文化昆仑、哲学泰斗。

在冯先生墓碑前半平方米的墓穴上面，盖有一块十厘米厚、表面不到一平方米的白色花岗岩。我用纸中拭去浮尘，其上刻有两段文字：“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家，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生，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卒，河南唐河人，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德配任载坤，女，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一九七七年十月三日卒，河南新蔡人，与先生同辱共安危风雨相扶持殆六十年，有子女四人，钟琏、钟辽、钟璞、钟越。”钟琏和钟越的名字被加了方框。

冯友兰的长女冯钟琏，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长子冯钟辽抗战期间投笔从戎，加入中国远征军，后定居美国，是物理学家；次女宗璞（原名冯钟璞）是著名作家；次子冯钟越是我国飞机结构强度专家。

还没到清明，一束小小的二月兰放在墓碑前。看来是有人凭吊过了，是谁？是学生？是读者？是朋友？大概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我心里清楚，冯先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