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诸宫调》与《莺莺传》

□杨雪

从《莺莺传》中肇始发端的“西厢”题材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为后世作家频频翻创，出现了如宋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董西厢》）、元王实甫《西厢记》及明清时期大量的同题材戏曲作品。陈寅恪赞叹说：“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巨制。”

董解元将三千多字的传奇文发展成新的西厢故事，写出了由14种宫调193套组曲组成的长达八卷五万多字的艺术精品《西厢记诸宫调》，对《莺莺传》进行了再创作。从内容而言，它把一个寒门闺秀的爱情悲剧改编成为情节曲折动人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佳话。

《莺莺传》的主要矛盾是由崔张二人各自的追求与思想观念的差异造成的。《莺莺传》中，张生见到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就想买通红娘与莺莺私合；当红娘劝其“因德而求娶”，即派媒人通过正当途径来求婚时，张生答曰“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张生既爱莺莺之美色，又难舍功名；他与莺莺的婚姻障碍在于唐代社会的门第观念与自身的思想约束，是其自身“情”与“志”的矛盾造成了莺莺的悲剧，而重功名轻别离的选择，正是唐代士子文人的真实写照。《董西厢》以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赋予“西厢”题材以新的生命力，使之具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从维护礼教及“红颜招祸”的说教上升到追求婚姻自由、反对礼教的时代高度，批判了“始乱终弃”的思想和男尊女卑的观念；以崔张相偕出走抗议，终获美满团圆，代替了传奇中莺莺被离弃的悲剧性结局；作品矛盾冲突的性质也由《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演变为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家长之间的矛盾冲突。

为达到改编目的，董解元提炼增加了佛殿初逢、月下联吟、兵围普救寺、张生害相思、长亭送别、村店惊梦、张生及第、郑桓投阶等等系列情节；又如莺莺问病、勘问红娘、郑恒进谗等情节，《莺莺传》中均未见，应该是作者在前人创作基础上丰富发展而来。总之，通过对传奇情节的提炼改造，重新构制合成，《董西厢》为后世嬗变作品创制了基本雏形，成就了西厢题材的经典地位。

张生的形象相比《莺莺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身份地位由“文战不胜”的落魄书生，成为进士及第授翰林学士的尚书之子；从“始乱终弃”的负心郎，摇身变成为爱情不惜献出生命的“痴情种”；由无行文人和礼法的维护者，演变成为忠于爱情、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可谓根本性的突破了。更为可贵的是，他对爱情有自觉争取的行动：订立婚约后，他主动提出进京赶考也是出于能够顺利争取爱情的考虑。当然，其性格中也难免有软弱的一面：尽管“步入蟾宫折桂花，举手平拿”，取得功名，但又出风波，郑恒进谗言，老夫人食言，无奈之下，竟险些“双双自吊”，最后依法聪之计，“生携莺宵奔蒲州”，借杜太守之力，才得以团圆。

莺莺的形象也突破了以往的局限，身份从寒门闺秀升级为相国的千金；从虽有爱情追求但深受礼教思想束缚的“淑女”，演变成为礼教的叛逆者。元稹笔下的莺莺面对张生，“端服严容，大数张”；而相国小姐崔莺莺却视礼教为“小行”“小节”，当婚事无望时，莺莺先表死志，“解裙带掷于梁”，后又为爱出走。

元稹笔下的红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情节结构上起承转合的条件。作为莺莺的贴身丫头，她被张生收买，负责为崔张二人通书递信，此外所起作用甚微，基本没有明确的性格特征。而在《董西厢》中，她被作家着重渲染，被赋予了诸多美好的品质：正直善良，乐于助人，泼辣勇敢，成为崔张争取爱情的见证者、恋爱成败的关键人物。她不但为崔张的传书递简、出谋献计，更敢于向老夫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卷六“拷红”一节，她指责老夫人“失治家之道，外不能报生之恩，内不能蔽莺之丑，取笑于亲戚，取谤于他人”，有理有据有力。董解元以赞扬之笔塑造了这个富有同情心、充满正义与智慧、敢于同雇主斗争的婢女形象，为后世《王西厢》中红娘的形象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国后世乐于成人之美的代名词。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