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里的延安精神

周登峰

革命圣地延安，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内容最丰富最厚重的部分，是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是学习党史的重要内容，是强大的精神食粮。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老延安”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中脍炙人口的诗句。我先后三次到访延安，始终以一颗虔诚的心朝拜革命圣地，重温峥嵘岁月，感知辉煌历程，积淀红色记忆。在潜心参观学习中，我捕捉到一些红色故事，透过这些细微的往事，深切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胸怀天下大众，在窑洞里追求真理，指挥千军万马夺取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的辉煌成就，以及用血肉之躯凝结的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

红色故事1：坐在王家坪毛主席旧居的石桌前，回忆主席把儿子送到“劳动大学”的往事

1946年1月7日，在苏联经过卫国战争的洗礼和长达9年的学习与磨炼之后，毛岸英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父亲毛泽东的身边。有一天，毛主席把毛岸英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的槐树下交谈。毛主席在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毛岸英心领神会，高兴地说：“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不久，毛主席就把岸英介绍给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毛主席对岸英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喽！”又指着岸英笑着对吴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吴满有听完有些受宠若惊，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毛主席诚恳地说：“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了，你要教他种地嘛。教他庄稼怎样种出来的，怎样多打粮食。”“这我还行。”吴高兴地答应了。

几天后，岸英按父亲的吩咐，脱去大头皮鞋，换上硬帮布鞋，穿上父亲穿过的已不知打了多少补丁的灰布棉袄，背上随身衣服、铺盖和1斗多小米，步行20多里路，汗流浃背地来到了吴家枣园。从此，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和陕北的乡亲们同吃、同睡、同劳动。他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咐，什么活重，什么活脏，就拣什么活干。他学会了犁地，学会了种洋芋。他把学习得来的农业技术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因此，乡亲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喜欢他，乐意和他在一起。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把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不顾亲朋劝阻，主动申请要求参加志愿军，坚决要求入朝参战。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被美军野马轰炸机投下的燃烧弹吞没，永远长眠于朝鲜，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朝人民的正义之战。毛主席闻讯之后眼圈湿了，许久之后才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故事包含着领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对子女的严管与厚爱，他从不特殊照顾和优待子女，让他们从最基层的农村和企业做起，从最残酷的血与火的战场前线做起，靠自己的本事成长起来，而不是靠父辈的权势与荣光，更不是搞特权走关系！这就是延安精神的特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变色的政治根本。

红色故事2：参观毛主席枣园旧居，就回想起主席不给自己过寿却给朱总司令和延安老百姓过寿的故事

1944年4月30日，毛主席在枣园住地的会客厅邀请续范亭（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在延安休养治病）等人吃饭。席间，续范亭得知毛主席的五十大寿已于1943年不声不响地过了时非常感动，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1944年元宵节，毛主席把枣园乡上的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请到书记处小礼堂给他们祝寿，给老人们敬酒，并送给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礼品，随后请他们一起观看了《列宁在十月》的电影。老人们激动地说：“从前官府只向我们要粮要草，又打又骂，不把我们受苦的当人看待。共产党、毛主席真是我们庄户人的引路人，对我们这样关心，回去一定要搞好生产，多缴公粮，支援前线。”

1946年11月30日，延安军民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朱德总司令举行了六十寿辰的祝寿活动。这次祝寿活动，毛主席亲笔为朱德题词“人民的光荣”，中央委员会还送了“万年长青”的贺幛。参加祝寿的除了各机关干部群众的代表外，还有苏联医生尼可夫斯基、美国女记者斯特朗等。当天晚上，大礼堂内举行了晚会，由林伯渠致贺词、刘少奇讲话，延安评剧院演出了评剧《捉放曹》《定军山》等剧目。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拒绝为自己做寿，“怕生出不良影响”，但他对许多老同志的生辰却记挂在心，如对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延安五老”和朱德总司令等，都亲自用书信、题词或其他形式热情祝寿。他邀请住地枣园乡24位年过60岁的老人赴宴，为他们集体祝寿。这些都体现了毛主席“他人第一”的高风亮节，体现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民心的“根本政治密码”。

红色故事3：参观杨家岭周总理旧居和陈列的“大地之子——周恩来在延安”，就想起周总理和他的孩子们

著名军旅作家顾保孜所著的《周恩来和他的孩子们》一书翔实记述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常在白区工作的周恩来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机会，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养，千方百计寻找那些丢失在各地的战友的后代，特别是对烈士子女，他对他们视如己出，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安全，又克服重重困难将他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让革命后代在和平环境中接受教育，成长为新中国的有用人才。

延安时期，周恩来常说：“不这样（搜救烈士遗孤），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达成相关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经周总理、邓颖超夫妇抚养的革命烈士后代有很多，这里仅举中央实验话剧院首届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维世为例。

孙维世原名孙光英，其父孙炳文在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任命为文牍部长，还担任《民国日报》总编辑。1922年，在德国柏林，孙炳文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中共党员。4月16日，孙炳文在上海被特务指使法租界巡捕缉捕，4月20日在龙华密林被杀害。从此，他妻子任锐便带着孩子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1937年，孙维世随兄长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和孙炳文不仅是革命同志，更是莫逆之交，所以对孙维世视若己出。邓颖超也看出丈夫的心思，便主动提议认孙维世为养女。周恩来与邓颖超将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任锐，并在信中写道：“我们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得到任锐爽快回复后，周恩来还经常跟孙维世提到一句话：“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

1939年经毛主席特批，孙维世被周恩来从延安带到莫斯科留学，攻读戏剧。孙维世在苏联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她在苏联学习了六年多，不仅掌握了俄语，并且在苏联就开始尝试戏剧事业。1946年，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陕、晋、冀活动。周恩来夫妇视孙维世为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各方面给予关心。作为妈妈，邓颖超更是对孙维世疼爱有加，时时处处想着她。1950年1月，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出访苏联，孙维世作为俄语翻译组组长一同前往，回国后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周总理“生而无后，死不留灰，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死不留言”，他自己没有儿女却抚养了很多烈士的遗孤，他的孩子千千万。他“胸怀天下、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的优秀品质和领袖的人格魅力彪炳千古。周总理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六个无”，体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命哲学，绽放着延安精神的光芒。

红色故事4：伫立在“禁止系马槐”前，就想到朱德总司令“普通一兵”的平民情怀

凤凰山革命旧址是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第一个驻地，红军总参谋部也在这里办公。当年，这里的槐树只有碗口粗，来这里的领导干部比较多，警卫员常在树上拴马。有一次，马啃掉了一大块树皮，朱总司令看到以后，在树上空白处，用毛笔写下：“禁止系马。”随后，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爱护群众的树木。

1940年5月，当朱德总司令从晋东南前线渡河经过洛阳返回延安时，时任抗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将军派要员去途中迎接。因为朱总司令既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又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欢迎总司令的军官停立在路旁凝视，直到最后一个人过完，也没有发现我们的总司令。一问，才知道总司令早已骑着马过去了。也难怪他分辨不出，当朱德总司令第一次去云阳赴任时，等在路口迎候的卫士李树槐也没有辨认出谁是总司令。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说：“如果总司令从台上走下来几分钟后，你就再也分辨不出谁是总司令了。”“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爱国名将续范亭的诗便是对这位农民出身的总司令的真实写照。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从这些生活小事中，可以看出朱总司令对同志、对群众是多么真诚与热爱，这是他的崇高品德的一个重要侧面。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执行到“禁止系马”的示警，英勇智慧的革命先辈们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深深地刻在脑海里，融入自己的血液中，也是延安精神中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和诠释，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公仆精神。朱德总司令是“红军之父”，功勋卓著，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虽然身居高位，手握军权，但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事事时时表现出他特有的忠诚、谦逊、宽容和忍让的高尚品德。

红色故事5：参观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才知道中国最牛的“军事大学”就是她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是1936年6月1日在陕甘苏区瓦窑堡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也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被誉为“烽火熔炉”和“将星摇篮”。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命令“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移驻延安，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

抗战期间，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急需成千上万的军政干部去加强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为此，“抗大”不断扩大建制，先后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创建了13所分校、6所陆军中学、3个独立大队和1所附属中学。

“抗大”在其九年多的办学历程中，共办了八期，13所分校，培养军政干部10万余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就有元帅7人、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以及少将366人，“抗大人”占授衔总人数的88％。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延安“抗大”精神，即为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精神，这是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构建的延安精神的主线与灵魂。1938年3月，毛主席到抗大演讲。他给抗大提出了三句话，指明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5月，他再一次去抗大，又给抗大题写了八个字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红色故事6：参观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及展览，才明白为什么这次全会被毛主席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里程碑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参加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8人，共计55人。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周恩来、朱德、康生、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报告又简称《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朱德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的报告》……

全会首次提出，明确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在后来召开的“七大”中，“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会还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左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强调“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共产党人引领社会历史前进的政治保障，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方向是旗帜、是灯塔、是希望。这次会议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强调“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行动自觉。正是有了正确思想旗帜的引领，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了根本保证。

红色故事7：到了中共“七大”会址，才知道这次历史性的盛会在十七年里被六次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七大的筹备时间是最长的。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准备召开七大，但1945年4月七大正式召开时，抗战已临近胜利，其筹备过程几乎与抗战相始终。筹备时间如此之长，与七大曾经六次延期有着直接关系。

第一次延期：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需的准备工作，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与通过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征，无暇顾及“七大”的筹备事宜。

第二次延期：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最近时期内”召开党的“七大”，并成立了25人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不久，侵华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中共中央立即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无力完成“七大”准备工作而延期。

第三次延期：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召开“七大”。决定：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委员会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任弼时撰写《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为500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到1939年1月，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事件，逼迫八路军退出河北等抗日根据地。日军开始“扫荡”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既要对付国民党摩擦，又要对付日军“扫荡”，“七大”因难以从容召开而再次延期。

第四次延期：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各抗日根据地根据通知先后选举产生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39年8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于1940年1月15日前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及统一战线工作报告，但到了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1月4日发生的皖南事变，使中共中央不得不集中精力领导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寇的“扫荡”，“七大”的筹备工作受到影响而延期。

第五次延期：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当年“五一”召开“七大”，并确定“七大”的主要议程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刘少奇发表职工运动的演讲等。决定成立“七大”秘书处，任弼时为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要求“五一”前完成“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到4月下旬，在“七大”作报告和演讲的刘少奇（刚刚接手新四军和华中局工作）和周恩来（在重庆就国共关系与蒋介石谈判）都有棘手的问题处理，没能及时返回延安。“七大”不得不再次延期。

第六次延期：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予以同意，随即在8月1日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但是，到了1944年二三月间，准备提交“七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完成。此稿牵涉到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稍有不慎，即会影响党的团结。为慎重起见，“七大”召开时间再度被延期。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不管延期多少次，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政治信仰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如一、坚如磐石，这就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和支柱。“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就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红色故事8：参观延安王家坪革命旧址，才发现这里完好保存着延安时期唯一的日本人旧居

冈野进（1892年—1993年）原名野坂参三，在延安化名“林哲”，日本山口县人，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是世界上两大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国际共运史中的传奇人物，神秘的身影曾出现在巴黎、马赛、莫斯科、纽约、洛杉矶……

1931年，冈野进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从而结识了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伤的周恩来总理。1940年3月，冈野进放弃了阔绰的共产国际高层人员的生活（月薪1600卢布），带着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跟随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延安，住进了延安窑洞，成为八路军总政治部顾问。冈野进对记者说：“我来延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中国人民紧密地携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战。”他的使命是领导由日本战俘组成的“反战同盟”，做日本战俘的“洗脑”工作。在延安，根据冈野进的多次提议，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冈野进亲自担任校长，教育改造了大批日俘。

冈野进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他分析了日本的各种民主力量的现状之后，着重提出建设民主日本的一系列主张：严惩战争罪犯、清除封建的和反民主的制度，实现民主政治、区分天皇与天皇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改革教育，保证持久和平以及关于战后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方针与措施。更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事先曾送毛主席过目，并经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认真修改。在这个演说发表后的第三个月，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9月9日，冈野进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此后，毛主席一直惦记着回到日本后的冈野进，1962年冈野进七十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主席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冈野进回到日本后，在当时有着极高的人气，他代表日本共产党当选过四次参议院议员。1982年，他退出了政坛，日本共产党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授予了他“名誉议长”称号。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冈野进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了信仰，可以抛家舍口、四处奔波。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分国界和种族的，是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就指出：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反战人士团结和凝聚在一起，向一切敌人发动进攻的有力武器。抗日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合作很重要。除了冈野进，走进延安的著名国际人士还有白求恩、马海德、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

以上的八个红色故事只是党在延安时期的“沧海一粟”，但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执着，无时无刻不闪耀着延安精神的无限光芒！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是以原生形态的形式存在的，主要有为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斗的抗大精神、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公仆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等。延安精神的内涵通常被概况为四句话，即灵魂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历史前进的政治保障；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思想武器；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根本政治密码”；特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色的政治根本。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系运城市人社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