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河东人文精神之根脉

近日，以民族音乐语言讲述关公故事的大型民族交响乐《关公颂》，先后亮相国家大剧院和山西大剧院，让许多人又想起了关公文化中的诚信，想起诚信与运城难以割裂的密切联系。回望河东五千年文明历史，诚信精神一路走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秦建华

▲12月21日晚，大型民族交响乐《关公颂》亮相山西大剧院。 记者 金玉敏 摄

虞舜——诚信思想的始创者

《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而明德则以修身为先，修身又以正心为前提。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不仅把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治国理政的“十六字心传”授予了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简言之，“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主要就是“私”与“公”的差别，也是“正”与“邪”的差别，修身正心，就是要让“道心常为之主”，让“人心听命于道心”。

在“十六字心传”中，虞舜在中华文明史上首先提出了“诚信”之思想。“允执厥中”之“允”，《说文》的解释是：“允，信也。”《辞海》的解释是：“应许、公平、诚信。”《汉语大字典》的解释有多种，包括“诚信、公平、答应”等。在“诚信”含义的例句引用中，《汉语大字典》引用了《尚书·舜典》的一句话：“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辞海》则在“允执其中”的条目中直接引用了“允执厥中”。当然，“允执其中”与“允执厥中”虽有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完全一致，前者是尧传给舜的“四字心传”，到了舜传给禹时，则扩展为“十六字心传”。舜的扩展，重点是强调了“心”的作用，强调要保持“道心”的精纯和“道心”守护上的专一；而“精”与“一”的结合，就是正心诚意，二者的统一凝聚在“允”字上，亦即诚信之上。

在“祖述尧舜”的儒家经典中，最早对“诚”进行论述的是《孟子》。《孟子·离娄上》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孟子看来，“诚”是自然（天道）和人类社会（人道）的最高道德准则。其后的《荀子》认为“诚”既是养心修身的根本原则，也是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夫此有常以至诚者也。”

《孟子》之前的《论语》，虽然没有提到“诚”，但多处提到了“信”，这说明孔子是很重视“信”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曾子的“三省”中，也有一条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由此可见，“言而有信”是对所有人的基本要求，所以孔子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这是强调在待人接物中要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绝不能欺骗人。

不欺人是诚信的第一要义。欺人者在欺骗人的同时，往往也是在自我欺骗。所以诚信的要义除了“不欺人”之外，也包含有“不自欺”的意思。

猗顿——诚信思想的接力者

盐商猗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之一，以至于后来从盐商起家的晋商，发展成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无不传承着盐商“诚实守信、重义轻利、俭约克己”的经营理念。

无疑，猗顿是盐商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的记载。猗顿长途运盐、售盐，东向齐鲁，西向秦界，“十年之间，其息不可及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太史公称赞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猗顿谓乎？”猗顿的名字也作为“猗氏”一个县名镌刻历史得以流传（今临猗县由原临晋与猗氏合并而成）。明清时期，运城盐商将“用盬盐起”而成为巨商富贾的猗顿，视为商业鼻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和道光十七年（1837），当地商人对猗顿墓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募捐重修，前来凭吊的商贾明贤不计其数。

猗顿祖居鲁国（今山东）肥城，为耕读世家。他因在猗地落户、致富，殁后又埋葬在猗地，故称猗顿。猗顿年幼时，家境贫寒，过着“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苦难生活。正当猗顿贫困潦倒之际，听到“三掷千金”的陶朱公大名，他决心向这位仗义疏财的商贾巨富请教致富门路。

陶朱公早闻郇瑕之地，地沃饶而近盬，是可居之地，故巨富之后，隐居来到古郇。据说，陶朱公当年就隐居在孝义村（今临猗太范村），如今太范村范家巷大门上“陶朱故里”巨幅匾额尚在。他死后葬在陶村（今盐湖区陶村镇），今陶村镇陶家巷前有一座坟墓，立有石碑，上写“越名臣陶朱公大夫之墓”的字样。陶朱公看到河东大地荒原沃野、平坦无际、气候温和，草茂水聚集，又有盐池之利，不由感叹：真乃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天赐宝地。

陶朱公向猗顿传授了致富经验，并根据河东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传授其八字真经——“了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牛字，雌性的牲畜），即你想很快致富，那就是畜养五种（牛、马、猪、羊、鸡）母畜。猗顿听后茅塞顿开，连声称赞，依照陶朱公的指点，步入了他艰苦创业的生涯。

当畜牧业得到壮大，农耕恢复，有了雄厚的资本时，猗顿又谋划着制盐、贩盐，大搞长途运输事业。

池盐晒出来，如何运出去？猗顿经勘察后，开辟了两个运输主线。一是组织人力在中条山开辟出一条运输出路，使畜驮车载池盐，从山的北脚下运往山南，销往齐、晋、豫各地；二是修筑了一条由禹都经过郇、向西经黄河渡口的百余里长盐运古道，也称“盐车路”“官道”，将盐池运过黄河，去往秦蜀各地，并通过秦界通向西域，以至伊朗、阿富汗等地。他首开“国际贸易”先河，是中国古代商业鼻祖。

由于猗顿晒盐、制盐、贩盐诚信至上，遂取得巨大成就，可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因此，运城盐池也称作“猗氏盐池”。《左传》记载：“鲁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民乐，不可失也。”且有联为证：

诚信奉献正气参天地；济贫扶困丹心贯古今。

关公——诚信思想的践行者

生于河东解梁今运城的关公，作为三国群雄争霸时代叱咤风云的战将，生前为将为侯，死后被封王封君、称圣称帝，以致“庙食盈寰中，姓名走妇孺”。千余年来，其为历代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敬仰，为儒、释、道三教共崇共尊。从泱泱神州到五洲大地，中外同供同奉，关公成为世人尊崇的偶像，形成了内涵丰赡、覆盖面极广的关公文化现象。

历稽二十四史载籍，中华名将如云，不胜枚举。然则，何以唯独关公被史家公布为“古今名将第一人”，为世人“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以致“显当时而且神后世，耀光炳灵，赫著千载”？

诚信，无疑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则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他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他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将其阻挡。

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中的“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

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

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反军令状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是深信不疑。当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

纵观关公的生平活动，诚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诚信的化身。换言之，诚信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亮点，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诚信——河东人久远的基因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滋养，那么，关公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无论怎样的政治原因和地域原因，都是动摇不了的、取消不了的。人们崇拜关公，主要是敬佩他的道德人格、他的伦理品质。他的诚信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他的仁勇品质，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他所坚持和践行的春秋大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遗传基因。

崇拜关公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心路历程的见证。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在华人世界的人群中，这是大家共有的文化向往，是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共同认知，是所有中国人民和所有华裔一致的民间意识形态。

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弘扬关公文化正逢其时。这也是运城奉献的《关公颂》能登上国家大剧院和山西大剧院的原因。因为关公的诚信精神，是立国之本、和谐之本；立业之本、经营之本；立身之本、做人之本。

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普遍价值，诚信一方面要求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另一方面又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准绳，是公民的一种道德品行，在公民个人道德品行的养成及其人生历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关公文化的核心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是因为，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

纵览当代河东大地，诚信的人与事不胜枚举，诚信已然成为河东人的道德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