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方略史鉴》的特点和亮点

■晋保平

芮城李尚师先生利用三年时间与李光达先生共同完成了80万字的新作《治国方略史鉴》。他所具有的执着的治学精神、担当精神和丰硕的学术成就着实令人钦佩。

《治国方略史鉴》是从中国文化与治国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数千年治国思想及治国方略的梳理、概括与总结。从历史上看，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方法来治国理政，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有序发展，是自国家产生以来任何一个执政集团最重要的战略性选择。即便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也高度重视对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与借鉴，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句名言，“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强调了历史经验对治国理政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借鉴，旨在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水平。在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是对治国理政最重视、研究最深刻、论述最系统、概括最全面的领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学习的任务是艰巨的，学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学习借鉴历史经验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

阅读两位先生的新作《治国方略史鉴》，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在这部书稿中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论断、新线索，读后很受启发。特别是书中讲到的几个观点是很有新意的，也是此书的特点和亮点。

一、作者从治国思想与治国方略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作用，把中国文化、治国思想、治国方略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深入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中国文化对治国思想的形成以及治国方略的制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治国思想、治国方略的形成与变迁。研究中国文化，往往离不开诞生于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法家以及诸子百家文化。作者认为，不能把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单纯地看作是一种文化思潮或一种理论体系，同时它们也是一种治国思想体系。不论是儒家代表人物、法家代表人物或是诸子百家代表人物，他们之间争鸣的实质在于希望国家的统治者能够采纳他们的思想，并把自己的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思想，由此而制定治国方略。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主线，与中国两千多年儒、法文化思潮此消彼长的演变轨迹是基本一致的。

二、作者首先分析了儒家文化与治国思想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被采纳为治国思想，是因为儒家文化的特质不能适应战乱诸侯争雄背景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创建新政权的需要。从西汉起，当封建国家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后，儒家文化才正式走进国家的治国思想体系，与法家文化共治天下。作者剖析了儒家文化的远源、近源、形成以及宋、明以来的“新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文化的优点是：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民意”，将周公的民意视为天、以德配天的政治经验，发展为以民为本、以政为德的思想体系，希望通过民本原则来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最终能够表达“民意”。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是一剂调和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良药，进而可以使社会稳定。但儒家文化也存在缺点：儒家主张西周宗法等级制的“礼”，思想保守，缺乏竞争意识，以至到“迂腐”，所以社会发展缓慢。

三、作者也深入分析了法家文化与治国思想的关系，认为法家文化治国思想的目标是“效能”。法家看到只有三代先王的“霸道”才能掌控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目标的“效能”，所以倡导以君为本的国家主义治国思想，主张追求权势、运用权术、严刑峻法的君本政治理论。法家文化确实能够强化君主的治理能力，在强化国家治理效率上有着特别的优势，对君主争霸天下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法家文化弱点也是比较明显的，即容易激化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如秦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

四、作者在剖析了儒、法两种文化的优劣之后认为，国家的治国方略合民意，是国家稳定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儒家文化偏重于国家的民意基础，它的“民本”思想揭示了政治治理目标的“民意”要求，希望通过民本的政治原则来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最终能够顺应和表达“民意”，但儒家文化相对缺乏治理效能，所以纯儒不能治理好国家；法家文化偏重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但缺乏民意对君权的制约，所以纯法也不能治理好国家。从西汉起，开始实行儒、法合治，即儒、法互补的治理模式，从而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综上分析，作者的结论是：纵观两千多年中国治国方略的发展史，把纯粹的儒家文化作为治国思想治理不好国家，把纯粹的法家文化作为治国思想也治理不好国家，只有把二者的优点有机整合起来，实行儒、法互补才能治理好国家。

《治国方略史鉴》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化与治国思想、治国方略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在中国两千多年治国思想、治国方略形成、演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个观点是本书的创新之处。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些什么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的话，我个人认为，考察中国历史的演变，无论是治国思想还是治国方略，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社会、民族、宗教、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国家机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方略也必然需要各个子系统的有机配合。一个完整的治国思想体系也必然是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军事、外交等思想的有机整合。回顾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文化也好，思想也好，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固然是形成治国思想、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毕竟不可能涵盖治国思想、治国方略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从全书整体的角度再进行一些调整，或许会更准确些。

作者系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党委书记，现为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