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关公文化时代价值 推动关公忠义文化绽放新时代光芒
——“弘扬关公忠义文化的时代价值”座谈会主旨演讲内容摘要

“弘扬关公忠义文化的时代价值”座谈会现场

深挖关公忠义文化的全球价值

中华文促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王 石

熊召政讲到了“政统”“道统”“民统”的观点，“统”就是系统，这里指文化系统，或者一种文化典范。由此，我联想到了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的作品《农民社会和文化》。

这本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为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了一个二元结构。“大传统”就是指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小传统”就是指农村、市民、百姓的文化，或者叫做民俗文化。

熊召政在“大传统”“小传统”二元分析结构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3个，也就是“政统”的概念。“大传统”相当于“道统”，“小传统”相当于“民统”，而在这之上，他又增加了一个第三极——“政统”。他细致地讲述了“政统”“道统”“民统”之间，丰富的、有趣的相互影响和变化，形成了文化内部的一种互动格局，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他的这种说法，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分析工具的类型。

这次参加关公文化旅游节，我感觉到运城在完全敞开胸怀地弘扬关公文化精神。传统本身是多级的，不能只讲传统的一个面，而要进行多种传统的互动，熊召政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阐述。

结合崔保国和刘秀生两位的演讲，我在这里表达一个思考。

前面集中谈到的是传统问题，说明我们这次讨论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涉及传统与现代、传统与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

那么，传统和社会主义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是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就是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社会时期就是春秋时期以来，或者从秦代算起到清代结束的2000多年之间。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文化。

其实，社会主义和传统不是对立的。就一个国家来说，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与其民族和国家传统不仅并非对立，反而是在传统文化的沃土里生长、发芽、开花。

这次讨论的关公文化、民间文化及信仰，我认为都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去年，我曾经在一个论坛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调的是性质，我建议把社会主义文化改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多样的文化，对文化是一个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有关公文化的重要地位。

另外，因为文化的发展不是跟着制度而变的。以诗歌为例，有了唐诗，是不是就把《诗经》给打倒了呢？有了宋词，是不是就把唐诗给打倒了呢？文化不是代替和打倒的关系，而是继续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关公文化的讨论，涉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继承传统这样一个重大命题。

我们的传统怎么传？是纵向传，一代一代传，师傅教徒弟这么传，一辈一辈传。而西方的文化怎么传，它是纵向传和横向传。纵向传只能叫传承，横向传才叫传播。

有时候我在思考，什么样的文化才能传播开呢？我想，被世界认可的文化才能传播开。从这个时代来看，强有力的文化都是被世界所认同的文化。传播的条件是被大众需要，文化传播的条件也是如此。在多大的范围内被需要，就能传播到多大范围。被越多的人需要，文化才能传播得越广。

关公忠义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传播时要立足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深入挖掘关公忠义文化中被全人类所认可和需要的成分，实现更加有效的传播，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为团结凝聚全球华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谈谈关羽的忠义精神

中华文促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熊召政

祭拜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关公的形象在百姓心目中越来越“神”，越来越“红”。关公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崇高地位，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我曾经用了9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考察三国遗迹，发现其留存数量高于许多王朝。我将沿途收集的资料整理后发现，最吸引游客眼球的竟然是诸葛亮和关羽这两个人物。

全国各地关帝庙星罗棋布，虽然对关羽和诸葛亮的祭拜之处都很多，但民间对关羽的祭拜超过了诸葛亮。民间与历史的记忆不同，民间重道德，历史重胜败。关羽自宋朝被追封为王，再到封神，成为众心捧月的英雄。这是与他同时期的曹操、刘备等三国人物远远不及的。

中国人虽然善于造神，但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会被奉为神祇，有的神时过境迁还会跌下神坛，因为老百姓不买账。

关羽被捧上神坛，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个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另一个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忠孝”二字定为立国之本。忠孝为本，耕读传家。这里面的忠孝是价值观，耕读是生活方式。

罗贯中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创作出了主旋律作品《三国演义》。虽然是主旋律，但作品里人物个性鲜明、事件生动逼真，极具艺术魅力，塑造的数十位三国人物令读者印象深刻，在宏阔的历史画卷中显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这部作品贯穿的主要思想就是忠孝二字。诸葛亮和关羽，一个是文臣“忠”的代表，一个是武将“忠”的代表。而关羽忠孝立国的思想，左右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生花妙笔。

明代以后，关羽的形象借助《三国演义》广泛进入民间，这部文学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统治者在转折时期，总会期望关羽一样忠勇的英雄出现，挽狂澜于既倒，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宋徽宗为关羽加封，是要宣扬武将保家卫国、冲锋陷阵的义勇精神，寄托建设大一统国家的希望。

历史上比关羽早的荆轲、韩信，和他同时期的张飞、赵云，以及他后世的岳飞、韩世忠、史可法等等，都是负有盛名的英雄，但能如关羽一般被称为圣贤的却少之又少。

而官方的加封，也深得百姓认可。于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形成了孔子和关羽一文一武两位圣人的形象，这是“政统”和“民统”双重力量推动的结果。

关羽不仅是英雄楷模，也成为社会的道德标杆，站在了民心的最高端，受到庙堂与民间的崇尚。

中国古代有“政统”和“道统”之分，我认为还应该有一个“民统”，用来衡量“政统”和“道统”的得失，验证“政统”和“道统”。审视中国的“政统”与“道统”对待关羽的态度，其实“民统”更倾向于“政统”，不仅是在操守方面，更表现在信仰上。

关公的义勇中，“义”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社稷为重、民心为本这样的家国情怀和操守；“勇”则体现的是能力，是国难当头的担当与选择。

清朝顺治帝将关公的“义勇”改为“忠义”二字，这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面对内忧外患、民心极度不稳的国情，顺治帝尤其需要臣民对他和清朝的忠心。因此，在他亲政的第一年，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对于个人来讲，“忠”是针对亲人、家族、事业，“义”是针对朋友、邻里、公众，忠贞不二、见义勇为是老百姓崇尚的美德。同样这两个字，对于出仕的人来讲，“忠”是忠于朝廷、社稷，“义”是知廉耻、明是非、懂恩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观，而关公文化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佛家封他为伽蓝菩萨，道家封他为三界伏魔大帝……

明朝末年，一位落魄书生在北京正阳门外的关帝庙书写了一副对联，“汉封侯，晋封王，有明封帝，圣天子可谓厚矣；内有奸，外有敌，中原有贼，大将军何以待之？”就是说，强寇在外，国运岌岌可危，此情之下，呼唤关羽大将军归来保家卫国。这是对忠义的肯定，也是对英雄的呼唤。

无论是“政统”“道统”“民统”，都要护国、护道、护民心。我想，这就是关公崇拜文化形成的真正原因，也是忠义精神存在于世代的理由。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忠义精神都将与时代一起前进，忠义既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们战胜任何惊涛骇浪的压舱石。

关公之美与时代精神的诠释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文创学院副院长 崔保国

今天，我想谈谈关公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地位和定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儒释道”构成，从次序上来讲应该是“道儒释”。不过，我认为这样不够充分、完整，我更认可用6个字来描述——道儒释易武医。

关公文化虽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道”，但却是真正从中国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民众崇拜。我认为，关公文化是中国“武文化”的代表和高峰。而当今中国“武文化”比较缺失，这就更需要我们去构建。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但这个体系不清晰。如何把这个体系清晰化呢？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支撑日本民族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这个精神是从镰仓时代才形成的，他们引用的主要是中国的兵书，他们也读《孙子兵法》。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中国文化中的道、兵、儒、佛等文化融合得很好。在中国的元至清，日本逐渐形成了武士道精神。但是，同时期中国的苛政、刑罚束缚了我们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缺乏尚武精神。而如今，在这个风云多变的时代里，中国更需要这样一种尚武的精神以及武文化。

我认为，关公文化应该定位在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武文化，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根据我的理解，传统文化价值观中道家思想还是非常重要，是比较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系。“天人合一”“万物一体”“道法自然”是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遵循道法自然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则去做事，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和最深刻的内涵。

为什么关公文化能有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不仅在中国有非常深的根基，而且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关帝庙。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传播力来自于关公本身，它代表着我们民族文化的美学理想。

从史书的描述来看，关公是咱们运城人，是个英武不凡的大汉。他不仅有具象的形象之美，还有突出的人格之美，是非常有魅力的英雄形象。关公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集力量和崇拜于一体的形象代表，是人民和民族所需要的理想人格形象和英雄形象。

经过一代一代的文化积淀，关公成为了今天的“武圣”，并凝聚了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基于此，我们外交上推行一种道义现实主义，用关公文化来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这也是关公精神现代意义的一种体现。

关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人格体现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商业经济研究》杂志特约研究员 刘秀生

关公文化要获得世界的认同，才能推广得更广。认同论是哲学上的一种阐述。要让全国认同，要让世界认同，关公文化才能得到弘扬。

从宏观层面上看，振兴中华文化，需要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支撑。

传承至今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关公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公形象被国人、海外华人、东南亚地区等各阶层的人们都尊称为神。其影响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上至庙堂，下至江湖，没有不崇拜关公的。

孔子和儒家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受到过非议和破坏，但是关公文化却始终如一被代代推崇。关公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补充。

中国早期的士大夫阶层是佩剑的，讲究的是出将入相。周朝的六艺要求掌握6种基本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御”指驾车，“射”指射箭。独尊儒术之后，去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

历代帝王对关公极其推崇，从封侯到封王，再到封帝；民间文化对关公非常崇拜，宣传关公文化有很广泛的民众基础。

留给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关公形象大致有3个，一个是端坐凝视的形象，一个是秉烛夜读《春秋》的形象，还有一个是跃马驰骋战场的形象……这是人格崇拜具象化的一种表现。

例如，《春秋》一书，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尤其是《春秋公羊传》，其释史十分简略，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关公夜读《春秋》，人格形象非常突出。

关公的忠义精神里的“忠”，在古代就是忠于皇帝、国家、朝廷，我们提倡去掉封建主义内核，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义”就是不计报酬，“义”深入到社会中会产生一定的正能量，因而在社会中非常盛行。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在新时代赋予关公精神新的含义。“忠义”两个字，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个人认为，当今国际社会提倡诚信文化，如果能与诚信联系在一起，宣传信义精神，可以把它的内涵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更能增强感召力。

我建议，运城在弘扬关公文化时，可以建设一个关公文化主题园，将历代尽忠报国的名人事迹等进行全面介绍，建立富有运城特色、高品质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关公作为运城的一个特色文化名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运城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进步，未来如果能够挖掘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一定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

文字整理 范楚乔 刘晓瑞 摄影 金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