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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祀汾阴后土实迹

来源:运城日报发布者:陆峰波时间:2020-05-28

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汉武帝刘彻对西周以来“祭九州之土”的“大社”(《左传会笺》)予以沿袭和发展,诏令创建汾阴后土祠(今万荣后土祠西约4.5公里处)。从此,“营泰畤于甘泉(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飨国长久”(《汉书·郊祀志》)。汾阴后土祠由此成了炽盛于历史脉动的皇族圣境。据民国《荣河县志》和后土祠《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刻记载,西汉、东汉、唐、宋4朝计有9位皇帝24次祭祀后土。可是,这与国史典籍关于自西汉,经东汉、十六国、唐朝迄北宋5朝8位皇帝19次亲祀的记载不尽相同:还遗漏了西汉、北宋和金(南宋)、元两朝7位皇帝7次派遣朝廷官员代替祭祀的祀事。

帝王祀汾阴后土的次第为:

西汉武帝刘彻元鼎四年(前113),“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上亲望拜,如上帝礼”。(《资治通鉴·汉纪十二》)

西汉武帝刘彻元封四年(前107),“春(季),三月,祀(原为祠,下同)后土”。(《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西汉武帝刘彻元封六年(前105),“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西汉武帝刘彻太初二年(前103),“三月,上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西汉武帝刘彻天汉元年(前100),“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汉书》卷六《武帝纪》)

西汉宣帝刘询神爵元年(前61),“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十八》)

西汉宣帝刘询五凤三年(前55),“三月,上幸河东,祀后土”。(《汉书》卷八《宣帝纪》)

西汉元帝刘奭初元四年(前45),“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

西汉元帝刘奭永光五年(前39),“三月,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

西汉元帝刘奭建昭二年(前37),“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汉书》卷九《元帝纪》)

西汉成帝刘骜永始四年(前13),“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

西汉成帝刘骜元延二年(前11),“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

西汉成帝刘骜元延四年(前9),“三月,上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

西汉成帝刘骜绥和二年(前7),“三月,上行幸河东,祀后土”。(《汉书》卷十《成帝纪》)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八年(42),“三月,幸蒲阪(今永济市西),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五》)

前秦苻坚永兴二年,即晋升平二年(358),六月,秦王苻坚“如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二》)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一年(723),“二月,壬子(日),祭后土于汾阴”。(《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年(732),“十一月,庚申(日),祀后土于汾阴”。(《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

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丁己(日),……法驾入宝鼎县(原为汾阴县,后改为荣河县,1954年8月15日与万泉县合并为万荣县)奉祇宫。戊午(日)……自宫至脽……庚申(日),群官宿祠所。辛酉(日)……至坛次,服衮冕,登坛,祀后土地祗,备三献,奉天书于神座之左,以太祖、太宗并配,悉如封禅礼”。(《续资治通鉴·宋纪二十九》)

遣官致祀的次第为:

汉哀帝刘欣建平三年(前4),“冬,十一月,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不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六》)此当为朝廷遣官致祀之首例。

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九年(976),“遣官致祀”。(民国《荣河县志·记一》)

宋真宗赵恒景德四年(1007),朝廷“遣工部尚书王化基诣汾阴后土祠致祭,用大祠(祀)礼”。(民国《荣河县志·识余》)

金世宗完颜雍执掌朝政期间(1161—1189年),“遣官至河中祠(祀)后土庙(祠)”。(清光绪《荣河县志·事纪》)

金章宗完颜璟执政期间(1190—1208年),南阳郡王曾奉完颜璟诏令,亲临汾阴,代祀后土。(清乾隆《荣河县志》)

元世祖忽必烈执掌朝政期间(1260—1294年),“遣官至河中祠(祀)后土庙(祠)”。(清光绪《荣河县志·事纪》)

元顺帝惠宗妥欢帖睦尔至元六年(1340),春二月二十七日,翰林文字承事郎撒都刺、翰林待制王沂,率晋宁路总管府治中臣纳、知河中府兼管本府诸军奥鲁、劝农事臣赵汝楫奉旨抵汾阴脽,祭祀后土。(明嘉靖《荣河县志·艺文·代祀汾阴后土记》)

经过考析,县志和碑刻因受诸种原因影响,致使遗漏前秦苻坚“如河东,祀后土”及6例失实。简而言之,一是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治庙汾阴,欲祀出鼎”。二是创建后土祠已由汉元狩二年(前121)纠正为汉元鼎四年。三是错记两则,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十二月,幸(山东)高里,祀后土;汉哀帝建平三年遣官致祀。四是多记了两例,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三月,祀后土;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冬十一月,祀后土。

历代皇帝用祭天的礼制祀后土,是“为农祈谷”、“祈为百姓蒙丰年”,以求“屡获丰年”,让众多的百姓迎来幸福,过上好日子。也就是说皇帝为了江山社稷而祭祀与皇天地位相同的后土地祇,祭祀“天下地神之宗”的。因此,汾阴后土祠被公认为是国家祭祀大地之神的唯一可考的肇始之地,亦是北京“社稷坛”和“地坛”的前身。所以,纠正《荣河县志》及碑刻之误,采用国史典籍自西汉,经东汉、唐、宋迄金、元7朝14位帝王26次祀后土,也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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