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方能成就王霸之业

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的提问，是当时各国君王功利心态的普遍反映，孟子先以义利之辨破题，点出如果人们都先考虑和伸张个人私利，那么必然是国将不国。其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并非危言耸听，当时“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诸侯之间赤裸裸地争城夺地、杀人无数，争夺资源之惨烈是空前的；孟子眼中“天下大乱”的根源是人人争利、贪得无厌，在较智角力中无所不用其极，这种状况确实背离了人伦基本底线，带来极大混乱，正所谓“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引起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不受掌控的私欲膨胀。作为国之首脑的君王，为功利所迷惑，一张口便言“利”，无疑是变相鼓励上下以追求利益为先，因此孟子“一破一立”，明确点出了君王但行仁义，而不必强调如何获利。

梁惠王纵情山水之乐时提问道：“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指出“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的观点，进一步引申出“与民同乐”命题，认为国君存在的合法性在于民众真心归附和认同，体恤民情、关注民意是与天下同乐的注解，是怀仁心、行仁义的外在表现，更是成就王业的根本所在。

事实上，在魏文侯时，任用李悝修订《法经》六篇，以法令形式规范利益分配、稳定内部秩序，客观上避免了各势力之间相互争利的可能；推行“尽地利之教”，奖励农耕，用“平籴法”调节谷价、备战备荒，保障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利益，使农业真正成为财富之源。此做法与孟子重农养民思想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从国家安全发展基本要素出发而作出的安排，由此被视作“仁”。（《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