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砚品匠心

退休回到运城十多年，总惦着一件事：去新绛看看澄泥砚的制作工艺。毕竟，那是冠誉“四大名砚”的物件，是这方水土上长出来的文脉。此番总算如愿，说是“看”，更像一场迟来多年的文化朝圣。

绛州澄泥砚，与端、歙、洮并称，却是其中唯一的陶质砚台。它孕于汉，兴于唐，盛于宋，明末清初湮没失传，留下300年的缺憾。直到20世纪80年代，蔺永茂、蔺涛父子俩，无资金、无资料、无样品，硬是凭着一股劲，沿着汾河攀崖下沟采泥，钻进典籍寻踪索迹，历经数千次试验，五年才烧出三方可用的成品。我第一次在展柜见到那些砚台时，觉得它们是文物；等走进作坊，亲眼看见滤泥、揉泥、雕泥、烧制的全过程，才明白它们首先是“泥”——是蔺家父子用30多年光阴反复揉搓、淬炼的那团泥。

中国工笔画社会美育工作山西站的挂牌仪式，设在绛州澄泥砚文化园，砚与丹青意境相合，倒也应景。但真正让我挪不开步的，是园内两处所在：一处是综合展厅，除了澄泥砚，云雕、木版年画、面塑、仿古青铜器、玉雕、石雕等20多家当地非遗齐聚一堂，“非遗之旅，尽在一园”；另一处，是蔺家三代人打造的光村澄泥砚文化园。

园区青砖灰瓦，亭转廊回，竹影荷韵，小桥流水，可我一头扎进了成品库。几百方砚台列阵相迎，朱砂红、鳝鱼黄、蟹壳青、豆沙绿，天然窑变的色彩在灯光下流转，质地细腻温润，抚之如婴孩肌肤。一旁的空地上，废品砚台砌成一面高墙——烧制时崩裂的、变形的、色泽不匀的，层层堆叠，沉默如碑。那一瞬间，我莫名想起云南建水的瓷器城堡，残片垒成的废墟，反倒比完美的成品更让人心惊。它们是一段没有文字的实验记录，每一道裂纹，都是向完美逼近的脚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蔺涛拿了七次八件；中国文房四宝行业的最高荣誉“国之宝”，他得了六回。可荣耀过后，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说的不是砚台本身，而是“格局”二字。

他想的事，确实已超越了一般工匠的认知范畴。他花十年时间做“一县一砚”，为山西117个县（市、区）设计专属砚台，把太谷的“孟母三迁”、运城的“关公夜读春秋”、大同的“云冈石窟”全刻进泥里。“让澄泥砚成为可以带走的故乡。”他说这话时，手指在砚台上比画，粗糙的指节像老树的根。他早已不止做砚，而是用泥巴为纸，为故乡立传，为时代立传。这让我想起陆游所言：“虽不能言，可有德馨。”砚不言，人言之；人言之，且行之。

临别时，蔺涛赠予一方澄泥砚，巴掌大小，蟹壳青色，光滑如镜，纹样简约。我捧在手里，掂了掂，分量不重，却觉得沉甸甸的——不是泥的分量，是时间的分量。从采泥到成品，一方砚要走一年，历经70多道工序，每一道都是手与泥的对话。而为了这门手艺的重生，蔺家父子走了30多年。

回家后，我将砚台摆在书桌上，与那些流水线量产的器物泾渭分明。不打算用，也不打算藏，就让它搁在那儿，时常看一眼，提醒自己：有些东西，急不得；有些路，得一步一步走。

有朋友问，这砚值多少钱？我说不出。只知道，那面废品垒成的墙，那些窑崩后重来的夜晚，那个从汾河塌岸中爬出来的身影——这些东西都没法标价，却都熔铸进这方小小的砚台。

我想到了两个字：珍藏。

□赵琴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