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的思念

□孙耀龙

窗外的布谷鸟又开始啼叫了，一声接一声，直直撞进我心里。这声音总让我想起母亲，想起那个芒种后的傍晚。

母亲出生于1939年，正是抗战时期。她总说自己是“在炮声里捡回来的一条命”，“日本人把她姐姐的棉衣烧得只剩下一个纽扣疙瘩”，外婆抱着她躲在荒沟里，听着远处的枪炮声，心里满是对被迫给日本人带路的外公的担忧。由于外公过早去世，母亲没有念过几年书，小小便开始操持家务，放羊、种地无所不能。或许是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刻下的印记，母亲身上总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像极了埝头的蒲公英，再贫瘠的土地也能扎根、抽叶、开花。

记忆里的母亲，永远是忙碌的。她这辈子共生育了六个孩子，但因物资匮乏、营养不良只养活了四个。漫长年月里，她精打细算，靠着勤俭与终日劳作，拉扯我们成人。

大集体时代，生产队里的人提起母亲，没有不夸赞的。个子不高的母亲，割麦、修地，样样不服人，年年生产队分红时，还能分得五六十元。大队评选模范社员，几乎年年有她。我至今还记得发奖时，她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脸上挂着笑容，让我上台代领。彼时父亲在外教书，家里家外全靠母亲一人撑着。冬天天不亮，她就起来烧火做饭，虽然是玉米面馍做的煮馍撒一点干芫荽，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安顿我们上学后，她便和其他社员一起去修地。为不落人后，爷爷专门找人做了一辆适合母亲用的小平车。

种麦时节，天不亮母亲就赶着生产队那头黑牛下田犁地，犁完自己队里的，还要去帮助杨庄生产队。夜深我们都熟睡了，她还在油灯下补衣服、纳鞋底，用纺线和白纸为我们制作作业本。针线穿过粗布的声音、纺车的声音，是我童年最安稳的催眠曲。

早早被迫辍学，是母亲心头的遗憾。为此，她把儿女读书当成家里的头等大事。我们村没有初中，需到东坡学校、汉薛学校去读，每星期去学校时背的馍布袋除了馍馍总少不了一罐头瓶咸菜。馒头衔接不上时，母亲常常步行十几里送到学校。1984年和1986年，弟弟妹妹先后以全县前几名的成绩考上了那年代极度难考的中专，这成为母亲一生的骄傲。弟弟远走求学时，母亲送了一程又一程，直至客车离村，还不肯离去。

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爷爷联合邻里承包了邻村的六十亩果园，那时父亲仍在外教学，母亲成了家里真正的“顶梁柱”。她把自家责任田打理得井井有条，像呵护孩子一样伺候着每一块田地，同时兼顾管护果园。农忙时节，她常常带着我们一起下地，我和哥哥加入割麦队伍，年幼的弟妹捡拾田间的落穗。母亲总是一边干活，一边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讲外婆怎么在战乱中保护她，讲大集体时大家一起劳动的热闹。她的话语里没有抱怨，只有对土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知足。

爷爷奶奶只有父亲一个孩子，母亲既是媳妇又是女儿，常常是走下田头，便上锅头，将一碗碗饭端至爷爷奶奶面前，有好吃的也先紧着他们。农闲时，她把爷爷奶奶的衣服做好送到炕头。1958年口粮紧缺，大食堂灶上分的小馒头爷爷一个、哥哥一个（哥哥那时才一岁），母亲连一碗面汤都舍不得喝，靠绿豆外皮做的“澄澄”度日。村里人回忆说，那非常难吃，只有母亲能咽下，直至1960年秋后油菜根丰收，口粮问题才慢慢解决。1999年，80岁的爷爷脑萎缩又骨折，卧病在床，年过花甲的母亲端汤喂饭，为他养老送终。

母亲的手，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粗糙的手，指关节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可就是这双手，给我们做过最香的饭菜，缝过最暖的衣服，擦过我们的眼泪。这双手，撑起了我们这个家，撑起了我们兄妹四个的童年。

2002年的春天，母亲的身体突然垮了，她还总说没事，就是有点累，歇几天就好，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哪能想到一场病让要强的母亲彻底地倒下了，这一病就是21年。2023年，母亲累了一辈子，终于撑不住了。芒种过后的那个傍晚，她眼神里满是不舍，却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放心不下我们，放心不下这个让她操劳了一辈子的家。她走的时候，窗外的布谷鸟叫得正欢，田里的麦子已经黄了，一年中最忙的时节到了。

之后，母亲总是不经意走进我的梦里：她在田里割麦，腰弯得与地面平直，擦汗时脸上总挂着笑；她在案板上切肉，总会往我嘴里放一片；她坐在油灯下纳鞋底，针线穿过粗布的声音，清晰可闻；她在夏夜里的月亮下纺线。梦里有她做的面浆、小菜，缝的粗布棉衣、暖鞋，那些唠叨，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那坐在窗前等儿回家的眼神……我知道，母亲没有走远，她就在那片她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里，在每一阵风吹过麦浪的声音里，在我们那个农家小院里。

又是一年芒种到，布谷鸟的啼声依旧。站在村头的十字路口，望着田野里金黄色的麦子，仿佛又看见母亲在田间忙碌着。她的汗水滴在土里，长出了我们兄妹四个，长出了这个家的春夏秋冬。

风轻轻吹过，麦浪翻滚，像是母亲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我知道，她一直都在，在我们心里，在这片她深爱的土地上，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