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失守非是关公“大意”

关新刚

荆州，在东汉末年分为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七个郡。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家瓜分了荆州，刘备占有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个郡，后又从孙权手中借来了南郡。之后孙刘两家产生冲突，刘备就用长沙、桂阳两个郡抵了南郡的债，因而关公镇守的荆州，其实只有武陵、零陵和南郡三个郡。

荆州东临江汉平原，西接巴蜀之地，南濒江南水乡，北靠中原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公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可不过几月，大本营荆州就被东吴吕蒙带兵偷袭。

正在北伐襄樊曹军的关公，无奈撤退到麦城（今湖北当阳两河镇境内）。麦城是一座小山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关公企望在这里稳住局势，等待援军，再把荆州夺回来。麦城失陷后，关公无奈仅带十余骑突围至临沮（今湖北襄阳南漳县境内）时，遭遇吴军潘璋部将马忠埋伏，与长子关平及都督赵累，一同被杀害。

据查，在西晋初期陈寿编撰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所引的200多种魏晋杂史、杂著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料中，都没有把荆州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关公“大意”的记载。元末明初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关云长败走麦城”和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两篇主要记载襄樊之战、荆州失守、麦城惨败、关公临沮遇害的文字中，不仅没有“关公大意失荆州”的言辞表述，并且还阐述了荆州丢失的诸多背景和原因。

“关公大意失荆州”，可能是一些人看了《三国演义》后“发挥”出来的。但历史告诉我们，襄樊之战中，关公从大胜到惨败，直至痛失荆州、败走麦城，绝非关公“大意”而为。

一、《隆中对》战略出现失误，甚而失策，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一个原因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诸葛亮《隆中对》战略存在重大错误。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诸葛亮认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也。”这是刘备在第三次拜访诸葛亮时，对刘备所说的。简单地来说，诸葛亮认为，荆州北连汉中，南接益州，东连吴国，西接巴蜀，四通八达，位置优越，拿下这块地方，就可以构筑犄牛鼎足之势，继而联合东吴攻打曹魏，图取中原。

诸葛亮这一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刘备占领荆州后，也确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然庞统却有不同看法。《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记载，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庞统告诉刘备，荆州虽繁荣富庶，但却在其后的赤壁大战中，已成为一块民生凋敝的荒废之地，不利于当作根据地，并且荆州还是一块让曹操、孙权都相当眼红的地盘。要想长期拥有荆州，不仅要防御江北的劲敌，更要提防江东的强盗，甚至江东的强盗要比江北的劲敌威胁还要大，因而诸葛亮《隆中对》战略中提出的“东和孙吴”是靠不住的。应该全力入蜀，尽快攻下西川（也称益州，现为成都），以西川为根据地才是万全之策。

事实证明，庞统的认知和分析，高屋建瓴，恰如其分，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确实存在失误和不当。

二、留守于公安守将傅士仁、荆州部将糜芳不予抵抗，甚而投降叛变，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二个原因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正当关公率军在襄樊激战时，盟友吴军白衣渡江，偷袭荆州，留守于公安、荆州的傅士仁、糜芳，打开城门相迎，不战而降。

这两位部将投降叛变缘由，史料记述，襄樊之战开始后，蜀军后勤补给不足，导致战事陷入僵局，关公曾命傅士仁和麋芳给前方援送军资，但二人消极怠慢，关公大怒，言明“还当治之”。他俩害怕关公“军法论处”，便在吴军偷袭时，临阵倒戈叛变。尽管后来糜芳和傅士仁因投降感到后悔，杀了吴将马忠回归刘备，最终还是未被刘备原谅而斩杀。

蜀汉部将的叛变行为，千古唾弃。四川绵竹城南关帝庙前，曾置有“蜀汉三叛”糜芳、傅士仁、郝普的明代跪像。

三、占据东三郡上庸的友军刘封、孟达，面对关公求援不予相助，甚而见死不救，应是痛失荆州的第三个原因

《三国演义》记述，襄樊之战中，荆州危机，赵累向关公谏言：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益州求救，一面从旱路去取荆州。关公采纳了赵累主张，派遣马良、伊籍和赍文三人星夜赶往益州求援。《三国演义》还记述，麦城围困，关公派廖化突围至东三郡上庸（现湖北竹山县西南），向友军刘封、孟达求援，结果无功而返，归途中被孙吴军擒获。

而正史记载：关公水淹七军取得大胜后，曹仁不仅没有放弃樊城，反而还多次击退了蜀军攻势。尤其是曹操派遣徐晃大军增援后，关公感到压力巨大，于是向刘封、孟达求援。就在襄樊之战告急，荆州危机，关公“连呼”刘封、孟达多次中，他们总是借以上庸各地刚刚平定，不能轻易离开为由而拒绝。

求援无望，关公只得将留守于荆州城的大部分兵力调到前线，从而造成后方防守空虚，吴军有空可钻。在此，文艺作品为渲染主题，将关公向刘封、孟达求救，放在了困守麦城之中。

至于刘封、孟达拒不出兵原因，《三国演义》记述，当时孟达不满刘备对自己的封赏，借以关公极力反对刘备接收刘封为义子缘由，挑拨刘封和关公的关系，使得刘封非常嫉恨关公，所以在长达半年时间的襄樊之战（219年7月—219年12月）中，直至荆州危机、麦城失陷、关公及其子关平、都督赵累临沮遇害，刘封、孟达始终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四、最高统帅刘备对当时的战局研判和用人问题，缺乏认真的分析和考量，应是痛失荆州的第四个原因

首先，就在刘备对东吴防御逐渐松懈时，东吴正在和曹王暗中勾结，共同谋划联盟伐蜀。而此时刘备在西川为了进位“汉中王”，把手下十多个元帅上将都调往成都，只留下一个年近60岁的老元帅镇守荆州。也就是说，围绕荆州的明争暗斗，早在关公镇守荆州前就已产生了，并非关公镇守荆州后。

更何况当时关公虽然有假节钺（古代皇帝赋予大臣的一种极高荣誉和权力象征）的权力，按职权可以不经上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将士；可以代替君主出征，但绝对不可以未经君主允许私自带兵出战的，这在古代等同于谋反。因而关公北伐襄樊出战曹军，一定是奉刘备之命的。

同时，刘备远在西川，救兵一时难以到达，但友军刘封、孟达袖手旁观，刘备也未令其出兵，关公孤军作战，纵有三头六臂，也是必败无疑的。因而讲，刘备发动北伐襄樊曹军之战，准备是不足的，决策是失误的，失败是必然的，刘备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其次，驻扎于公安屯守傅士仁，是刘备的幽州老乡，为早年追随刘备的元老将领。驻扎于南三郡太守糜芳，是刘备的二舅哥，姻亲关系，也是刘备军团初创骨干。驻扎于东三郡上庸守将刘封，是刘备的义子，跟随刘备也10多年了，可谓蜀汉军中年轻大将。孟达是当年刘备进攻益州暗中内应人员，可为刘备亲近大臣。然而，刘备身边的这些部将大臣们，由于个人恩怨、权力争斗和利益冲突，使得蜀汉军中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甚至冒犯“军令”投降叛变。作为蜀汉军最高统帅，刘备选人不当，用人失察，甚至任人唯亲，后果是极其惨痛的。

荆州失守，也并非必然。如果刘备让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与庞统的见解一并采纳，相互统筹；如果关公没有遇到东吴的偷袭和糜芳、傅士仁的背叛以及刘封、孟达的不予相救；如果关公不是孤军南下退到麦城，而是撤军上庸会合刘封、孟达，等待刘备援兵或指令刘封、孟达相救，或许战事还有转机。但历史却不容假设。

“此城吾筑，不可攻也”，便是关公“善待卒伍，有国士之风”的行为表现。想荆州、爱荆州、借荆州、还荆州、夺荆州、守荆州，是关公与蜀汉军的最大努力和付出。危机时刻，关公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而把老百姓的安危和荆州的守护挂在心上，这就是一种情怀，一种“大义”，或许这也是关公一生秉承“忠义”的付出或代价，以及《三国演义》评论家毛宗岗评价“义绝关公”的动因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