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一团火苗在燃烧

■安武林

童年印象中的“六一”，每一年与每一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乡下，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六一”虽然是我们自己的节日，但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想法，有想法也无法实现。似乎每一个大人都会说：“哎呀，放假啦，帮我们干活吧！”我们没有钱，不能买自己喜欢的玩具。我们没有钱，不能去买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句话，大人很少考虑我们这些孩子的想法。他们认为，在家，好好帮大人干活；在学校，就好好学习。一切都很简单，而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在那个大环境下，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安排。

我们每个孩子的力量都很单薄，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快乐。而这份快乐，便来自于我们的集体、我们的学校。学校会很重视这个盛大的、属于孩子也就是我们的节日。“六一”前夕，一种隐秘的快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流淌。这份快乐，不亚于新年带给我们的快乐。学校的宣传队，锣鼓震天，二胡、笛子，吹拉弹唱，开始排练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想偷偷瞧瞧，学校正在准备排练什么节目。因为许许多多事情，都会在“六一”那天发生。比如，宣传队的表演，犹如现在的“六一”晚会；比如，还要表彰一批三好学生；比如，还要给一批新的学生戴上红领巾。隆重而又热烈的场面、快乐而又欢腾的各种仪式，让我们喜笑颜开、热血沸腾。

我记得，数年的“六一”，都是这么过的。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的“六一”。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两个班，并没有在村小学的本部就读，而是在村南头的一座四合院里读完的。这应该是临时的场所。上了二年级，才全部迁回本部，本部在村西头。我们学校不大，但也有好几百人。一升入二年级，我就感觉自己像一条小鱼，从小池塘里游进大海一样，眼花缭乱。一排一排的校舍、瓦房。我们二年级的对面，就是三年级的教室。非常有意思的是，年级越低，教室里的条件越简陋。二年级的时候，一条长木板，两头用砖砌的台子支撑着，我们数人一起并排坐着，这便是我们的课桌。

听到学校的锣鼓响，我就偷偷躲在墙角，看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排练节目。快“六一”了，他们排练的节目要在“六一”那天表演。哎，真有意思。那些大哥哥头上用白毛巾一缠，假胡子在鼻子那儿一卡，烟袋锅在手里一拿，弯下腰，颤颤巍巍做着迈步动作。哈，活脱脱就是一个个小老头嘛！还有表演独唱的，表演集体舞蹈的，比如那个《剪羊毛》，真是好看极了。学校宣传队里，招收的是中高年级、喜欢文艺、有表演才能的男女学生，还有会使唤乐器的。这是非常让人赏心悦目的。有个男演员的胡子掉在地上了，大家一阵哄笑，我捂着嘴也偷偷乐。对了，后来，我也进入了学校的宣传队，不过，演的全是坏蛋角色。

在我们二年级，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我感到神秘、好奇、兴奋，因为我们要发展少先队员。被选上的同学，“六一”那天，要发红领巾，举行一个仪式。那个时候，我的听力很不好，严重失听，一个耳膜穿孔了。据说，是小时候打青霉素打多了。老师把数名同学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我们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最终以票数多少来决定该同学是否入选。一句话，我们采用的是投票选举的方式。我的心里很紧张。一个同学在大声唱票，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得票多少。我记得那是一个一个的“正”字，得一票，写一画；写完一个正字，在下面再写第二个。我几乎听不见唱票的在喊什么名字，但我能看见老师把票写在谁的名字下面了。我紧张、心跳很快，唯恐票数不够被刷下来。那时，我是个小不点，又瘦又小，身体有病，同学们都不大愿意和我一起玩，所以我一直很担心，我的票数太少。当老师宣布，我们这几个同学全部入选的时候，我的脸顿时涨红了，感觉在发烧。

突然，我听不清老师说了一句什么，几名刚入队的同学，拿着笤帚，向最后一排走去。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拿着一个簸箕跟着走了过去。原来，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不知是尿了还是拉臭了。我们的老师很严厉，这位同学有病了也不敢请假。老师让我们几个帮忙清理。哎哟，我很同情这位同学，他虽然很壮、个子高，还是我的一个什么老亲戚，但他家里的几个孩子身体好像都有病。我们认真打扫，没有一个人嫌弃他。那些秽物，还是我用簸箕倒进垃圾堆里的。

“六一”那天，我终于佩戴上了红领巾。我感觉一团火苗在我胸前燃烧。那种神圣、庄严的感觉，多年后，仿佛还在脑海里弥漫。

我回到家里，把小胸脯挺得很高。从来都对我没有笑脸的父亲，竟然咧嘴露出了微笑。他大声笑了几下，夸奖道：“哎哟，我娃都戴上红领巾了！”在父亲的眼里，这是一份难得的荣誉，也是我获得的一个天大的成绩。

我一直记得父亲的微笑。

我的同学前些年去世了，我的父亲也告别了人世。但我在全国进校园讲座中，每当学生给我戴上红领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一年的“六一”，那年“六一”我戴上红领巾的庄严时刻。而父亲一生对我笑得最灿烂的时刻，也发生在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