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发轫运城盐池之实证

□赵波

“岁月蹉跎生斑驳铜绿，古音浑厚奏春秋风云。”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晋国，从“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小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国宝“戎生编钟”和“晋姜鼎”的铭文关键词，成为解码晋国崛起、运城池盐作为以物易物商品交流起源青铜密码、晋商发轫运城盐池之实证。

“戎生编钟”上的密码

“戎生编钟”亦称“戎生大鼎”，西周中期懿王时的遗物，在古晋国国都新田曲村考古时发现，现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戎生编钟由晋国大臣戎生所铸，戎生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人，祖父惠公系周王朝的大臣，受封于畿外，管理蛮戎，捍拒敌方。其父昭伯，是晋侯的大臣，母为戎戈。

戎生遵照文侯的遗命用盐卤换铜铸钟，钟体上铸有长篇连读铭文，计154字。相关研究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它的发现对周代经济发展历史、音乐史、青铜器采矿和铸造史及以物易物交换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称誉它为“国之重器”“国宝中的国宝”。

著名历史学家、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认为，戎生编钟的做器者为晋国大臣戎生，其铸造年代十分明确，应即晋昭侯六年（公元前740年）；该钟与北宋时著录的晋姜（晋文侯的夫人）鼎关系密切，所铸铭文记述了晋国派遣1000辆大车运输运城盐池所产池盐前往繁汤换取铜料这一历史事实。

“皇考昭伯，绍匹晋侯”，说明戎生的父亲是晋侯的大臣；“嘉遣卤积，俾参征繁汤，取厥吉金”，卤积就是运城池盐。《史记》载“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卤就是运城盐池所产的池盐。《说文解字》记载：“卤，西方咸地也。从西省，象盐形。”又云：“盐，卤也。”盐、卤二者可为互训，由此可知商代的“卤”是盐的一种。商周时有盐、梅、酒、饴糖、花椒五种基本调味品，盐、酒地位特殊，可做祭祀用品；盐铁、丝绸、玉石是主要经济交换支撑，但又以盐卤作为夏商周三代的“盐贡”（盐税的前身雏形），卤之取用，夏商周主要是来自运城盐池的产盐之母——“卤水”。商周时期，运城盐池属中央王朝控制领地和军事必争之地。据钱穆《中国经济史》考证，春秋时期中原大地各诸侯国的先民主要食用盐卤，即池盐。吉金就是铜，铸造编钟的铜是用盐卤在繁汤换取的。繁汤，今安徽省临泉县鲖城镇南。

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以往学者曾认为，遣卤积与征繁汤是两个历史事件，其中后者为一次征伐，而通过对戎生编钟的铭文研究，证明它们说的是一件事情。西周晚期的编钟大多是一组3件，而戎生编钟一组8件，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件数最多的一组编钟。这组编钟属实用乐器，所采用的调音锉磨手法，是目前首次见到的编钟调音类型，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铭文中首次出现“穆天子”一词，将“穆天子”一词的出现时间从原知的晋代提前了1000多年。铭文中关于从繁汤换取铜料的记述，亦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者，为探讨铜陵一带古铜矿的开采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更为重要的是，对古晋国利用运城盐池这个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迅速崛起及晋商以物易物肇始开历史之先河，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司马迁笔下的盐池巨商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并不发达，先民不仅要依水而居，还要寻盐而存。运城盐池盛产池盐，远在5000年以前炎黄蚩时期，就引发原始部落征战、促成华夏民族形成，在中华文明进步和国家版图整合中发挥作用。到了春秋时期，运城盐池为晋国所有，正如钱穆《中国经济史》中说，“盐的种类很多，山东的海盐、运城的池盐、四川自贡的井盐，但春秋战国时期食盐以池盐为主，海盐为辅”“魏河东地区，是当时盛产池盐的地方”。

公元前811年，晋穆侯姬费王继位，迁都到绛邑，史称故绛。故绛（城池在今翼城）作为晋国都城达200多年，因靠近运城盐池，给晋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使其国力大为增强，为晋国成为春秋五霸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基础，所以晋国决定把都城迁至离运城盐池更近的地方。关于迁都之事，《左传·成公六年》这样记载：池盐为晋“国之宝也”；“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郇瑕氏之地，就是靠近运城盐池西北的晋国封地：古郇国、古瑕国（今临猗郇阳、解州郊斜一带），“盬，盐也。猗氏县盐池是”。许慎《说文解字》载：“盬，河东盐池。盬虽盐，惟此池之盐，独名盬，余盐不名盬也。”从“迁都”这件事上，完全可以看出运城盐池对晋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的大商人，主要都是盐铁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垺富。”（《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司马迁笔下记载了7个大商人，其中5人是由盐铁致富。《史记集解》引《孔丛子·陈士义篇》记载：猗顿，鲁之贫士。陶朱教之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富兴于猗氏，故曰猗顿。

公元前480年，鲁人猗顿在陶朱公范蠡的指导下，在河东一带从事牛羊畜牧，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后，开始经营盐业。他用骡马作为运输的脚力，把盐池的池盐运出去，东向齐鲁，西向秦蜀及西域，经过多年奋斗，终成豪富，开创了我国商业之先河，被后人奉为商业鼻祖。因猗顿运盐发家于猗氏，运城盐池也称“猗氏盐池”。

晋国因盐池而国富民强，晋文公因此晋升到“春秋五霸”之列。他又因势利导，推行“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积极经济政策，鼓励商业发展，晋国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富商。《国语》中记载，晋国商人“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尚书·酒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一书中说，商贾的“贾”字来源于运城盐池的“盬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发展起源于盐，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盐商。无论从商业地理优势上、运城盐池资源上，还是从经济学角度上及戎生编钟铭文上都可证明，晋商始于盐商，又发轫于运城盐池的盐卤，盐商起源于运城盐池池盐的交换、销售、贸易。

余音袅袅三千载，戎生编钟醒世人。晋商称雄五百年，运城盐池功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