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旱烟的姥爷

周俊芳

突然很想姥爷，一位爱抽旱烟的老人。

姥爷是种地的能手，他会种瓜果。过年过节时，他炸的麻花油食能堆半个屋子。这些食物除了供一家人吃，姥爷还会挨家去给亲戚们送。等我的姨姨们结婚了，姥爷会烤了“蹦蹦”、蒸了馍馍，赶上毛驴车给女儿们送去。等他上了50岁，开始时兴骑自行车，为了学骑自行车，他不知摔了多少跤，就是为了方便逢年过节去给女儿们送东西。

旱烟锅子是姥爷的必备，走哪带哪，不离半步。烟袋很寻常，挂着半旧的袋子。母亲想给他换个新的，姥爷不肯：“能用就行，费那些闲工夫。”他的烟管磨得黑亮，烟头上黄铜的锅子渍了老油，姥爷爱用块细布子去擦，不疾不徐地，用手轻轻搓。一群人唠嗑，姥爷极少插话，偶尔蹦出一句，说完继续擦，仿佛那是个消磨时光的物件。等烟嘴现出黄亮的颜色，他站起来拍拍裤脚的土：“回吧，说那些个闲话。”头也不回地径自走了。姥爷不是闲话的中心，但他的话足够让讲闲话的人失去兴致，大家便随他各自散去。

姥爷不太讲究穿戴，但也不邋遢。他长着稀疏的胡须、花白的头发，眼睛很有神，走起路来“嗵嗵嗵”很有劲。姥爷下地回来，总会用掸子在身上拍打一番，那是把布条子辫成“麻花辫”、几十条“麻花辫”捆在一起做成的掸子，一尺多长，抡起来很有劲儿，一不留神就会抽疼裸露的皮肤。姥爷在院心像耍杂技一般，上下前后抡掸子，末了便会向我们招手：“弄得跟个泥猴，过来掸掸！”我就等着姥爷发话，他总是言简意赅，绝不愿多讲一个字。姥爷给我掸土很舒服，不会疼。掸三五下，听他说：“好了，吃饭去！”我便雀跃着奔向厨房。

姥姥是小脚，走路很小心，见我像风一样冲进来，她赶紧叫着：“去门口等，别烫着！”没一会儿，几个烤熟的红薯、几个烤焦的青核桃便端了出来。这是姥爷下地回来时带的，姥姥第一时间把它们放进炉灰里烤，等吃完饭，我的美食时刻便开始了。对青核桃的记忆最深，烤后要用鞋底搓几下，将青涩的皮搓掉，再拿到房檐下的青石上砸开，剥出白白的果肉时，还冒着热气呢，那叫一个香甜。姥爷便蹲在檐下抽着旱烟，看着我美美地吃。

其实，在外人眼中，姥爷可不是个和蔼的人。年轻时，他爱发脾气，和姥姥冲突不断。等大舅出生时，姥爷还不及弱冠，孩子心性，非要让大舅叫他“叔叔”。

我能记起来的，是姥爷对姥姥很好。天刚蒙蒙亮，一睁开眼，他就在炉子上烧开水，冲一颗鸡蛋，泡几片切开的馍片。那时候，晋南农村通常吃两顿饭，早饭要到10点左右，下地回来才吃。姥爷一天不落，早早给自己做一碗，给姥姥做一碗。姥姥吃完才下炕去忙活，姥爷则下地干活。

姥姥在院子里忙，她的脚发出“咚咚”的声响，扫院子的声音、开鸡窝的声音、织布的“吱呀”声，都仿佛在唤醒满院的植物和睡眼惺忪的太阳。从春天开始，院子里就满是花果的芬芳：枣花的甜腻、苹果的清香、石榴的浓香……借着第一缕阳光，伸着懒腰，在炕上就可以推开低矮的木格子窗，而窗外触手可及的就是两棵石榴树。两棵石榴的花一样艳丽，但却不是一个品种，一棵结甜石榴，一棵结酸石榴。这是嫁接的成果，当时会这门技艺的人还是凤毛麟角，而姥爷就是这样的能人。院子里的梨树也是这样，一棵树的两个枝丫上，经过姥爷嫁接，竟能长出两种不同口味的梨。

姥爷会双手打算盘、懂果树嫁接、会侍弄庄稼，他从不显山露水，不谈论他人的是非，也不爱管闲事……在我心中，姥爷是完美一般的存在。可惜，我还未长大，姥爷已离开了我们。

生命就是这样，充满遗憾。我爱的姥爷就这样如老物件一般，渐渐消逝，淡去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