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律师”

□闵卓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属于舶来品，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成文法的颁布，类似于现代律师的“讼师”就已经兴起，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指导民众进行诉讼并撰写诉状。据已有史料记载，春秋末期的邓析可以算是“讼师祖师爷”，《吕氏春秋·离谓》云：“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褥袴。民之献衣、褥袴而学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可见邓析不仅事实上开始代人诉讼，而且收费也相当“亲民”。

秦以后，因社会、文化等原因，“讼师”的生存空间一度被压缩。直到唐代，随着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社会风气的兼容并包，“讼师”行当迎来又一发展时期。以至于官府为了遏制“斗讼”的风气，管控部分“讼师”擅自在诉状中增加内容以及诬告等行为，出台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唐律疏议·斗讼》记载：“诸为人作辞牒，加赠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赠罪重，减诬告一等。”

两宋时期“讼师”职业迎来了“黄金时代”。这个时期不仅从业人数激增，而且民间首次出现了教人撰写法律文书的教材。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云：“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侮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同时，被官府承认的合法执业机构也出现了。宋代李元弼所著的《作邑自箴》记载：“写状钞书铺户，每名召土著人三名保识，自来有行止不曾犯徒刑，即不是吏人勒停，配军（拣）放。”这一点对“讼师”行业的职业化十分重要，因为在宋代以前，民间“讼师”们几乎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代讼活动，很难形成行业规模，尤其是在官府的刻意压制下，极难在全社会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 （《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