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登录|注册
您的位置:首页 > 文史>

《资治通鉴》:团队修史与独自注解

来源:发布者:时间:2023-05-17

熊建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从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守常规的机智少年。

少年长大后,却变得谨慎保守。司马光在给朋友的信中这么评价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走路得低着头不停看地,跺跺脚看地稳不稳才敢站立。

生活中,司马光谨小慎微,如此,政治上自然属于保守派。碰上王安石变法,司马光高举反对大旗,结果反对无效,被投闲置散,只好把全副精力用于修史上,“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虽然个人失意得很,但中国史学有幸收获一部大书《资治通鉴》。

这部修了19年的巨著,多达294卷,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为止,共记长达1362年的史事,是中国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编年史。

这个起止年份有零有整,不是随便选的,体现了司马光的独到见解。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使得三家分晋的事实在政治上有了名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室衰落的一大关键。结束年定在北宋建立前一年,因为北宋有自己的国史,据此编没新意,不据此另编一套,不合适,有困难。

此书名为《资治通鉴》,鉴是镜子,意思是为政治服务,像镜子一样照出好与不好。主要内容是编次历代君臣事迹,褒贬历代王朝的政治措施,描写对外对内的战争,表扬重要人物的事迹言行。

为达此目的,《资治通鉴》引用了大量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有时为了描写一件史事,要用到三四个出处的史料来编纂。司马光去世后,洛阳尚有两间屋子的残稿。重要的是,这些所引用的史料,今天起码一半都佚失了,如果《资治通鉴》当时不收入,就烟消云散了。以农民起义的史料为例,唐代的袁晁起义、裘甫起义、黄巢起义,幸赖《资治通鉴》记述详细,今天才得其鳞爪。

编写体量这么大的一部书,司马光并非孤军作战,而是组建了一个团队,召集了当时一流的学者当助手,“皆天下选也”。有熟悉两汉史事的刘攽、擅长整理纷乱史事的刘恕、精通唐史的范祖禹,还有校对达人司马康。此外,《资治通鉴》刊刻前,文学家黄庭坚还参与了校对阅读。

在这个修书团队中,司马光自然是把握全局的主编、总裁,总领大纲,笔削取舍。同修学者主要是汇集资料,做长编,参与议论。《资治通鉴》能够达到全书体例一致、文字一律、精神一贯,正是这种集体合作与个人负责无缝衔接的结果,难怪被四库馆臣目为“绝作”。

读《资治通鉴》,一方面会被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所震撼,一方面又受困于名物训诂难以理解,“非浅学所能通”。对此,宋末元初一位学者胡三省汇合群书,订讹补漏,注解《资治通鉴》,对于《资治通鉴》的理解、传播,大有帮助。

胡三省和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是同科进士。宋亡后,他坚决不做元朝的官,隐居山中,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在图书资料十分难得的情况下,完成了对《资治通鉴》的注解。要知道,胡三省那个时候,正史十七史中,除了前四史外,没人作过注,需要他自起炉灶,工程艰巨,比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要难得多。

《资治通鉴》周赧王元年有这么一句:“秦人侵义渠,得二十五城。”胡三省注称:义渠是西戎所建国家的名称,上一卷说秦国把义渠变成自己的一个县,以其君为臣,已经得到义渠了,这里又说占领了二十五座城池,怎么回事呢?之前秦国把义渠吞并为县,其君虽然臣服了,但国家未灭,秦国只是蚕食其地而已。如今得到二十五城,义渠国所余无几了。

如此注解可谓翔实,把《资治通鉴》里没说清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了。

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认为,胡三省作注,其实是校注,不光注解名物制度,还进行校勘,订正错误。比如《资治通鉴》汉成帝绥和元年记载,权臣王莽伪装自己的权力野心,对外假装节俭。有一次,他母亲病了,百官列侯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夫人们到了之后,王莽的妻子来迎接,她穿得破破烂烂,见到的都以为是下人,问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

胡三省在注中说,“问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这句话后面,按照《汉书》的记载,应该有“皆惊”二字,文意才足。其他的版本都有这两个字。也就是说,结尾应该是:问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大家都很惊讶。这样才能让这段记述完整,充分表现出王莽的伪装技巧。

这样的校勘实例还有很多,让原文叙述更加精审。因此,读《资治通鉴》,不能落下胡三省的注。 (《人民日报》)


网站声明

运城日报、运城晚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运城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运城新闻网-运城日报 ”。

凡本网未注明“发布者:运城新闻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