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生死的爱，照亮我的人生”

记者　张建群

本期嘉宾：罗力立，女，83岁，康杰中学退休教师

●1940年，她刚８个月大时，就与父母一起被捕入狱，是名副其实的“小萝卜头”

●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７岁的她与母亲历尽艰险出狱，漂泊流浪受尽苦难

●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她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桃李满天下

●今年83岁的她，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照顾着老伴与儿子的生活起居

●经历艰辛，却总觉欣慰，她说，是70多年前，狱中的共产党员对她的爱，永远照亮着她的人生和心房

●她叫罗力立，是康杰中学一名退休教师，如今生活在我们这座城市一个普通的小区中

●前不久，读者出版社出版了罗力立老师的狱中纪实《大豆谣——“活着的小萝卜头”对革命岁月的独特写实》。惊心动魄的革命岁月，感人肺腑的爱与信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1月７日，记者走进罗老师的家，聆听一位八旬老人心中沉甸甸的党史。

罗力立的家，朴素整洁，客厅的墙上挂着学生们送她的《牡丹图》，色调柔和，恰如罗力立的心境。她笑容满面，招呼我坐于沙发上，不用提问便开始了慢条斯理的讲述。她讲的，全是浓浓的感恩。76年前，与父母在兰州沙沟监狱的苦难生活，留给她的有饥饿、寒冷、阴森恐怖的镣铐声，但更有共产党员的人性之美、信仰之坚和大爱之光。

一

去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因为我的父亲罗云鹏牺牲前是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兰州市文旅局邀请我观看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文艺晚会，在以我写的革命回忆录改编的儿童剧《大豆谣》演出之后，主持人请我上台演讲，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也是在那一次，相关同志看到了我过去撰写并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大豆谣》，决定由当地的读者出版社再版发行。请著名作家梁晓声写了序，又收入了其他几位同志的文章，经过紧张的编审、校对和设计、印刷。前不久，我拿到了书。运城几位朋友看到后，在公众号上发了文章。

去年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好多人震惊，说这是通过艺术加工的，所以如此感人吧！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因为我跟着身为地下党的父母亲在兰州坐监狱的6年多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党员，为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抛家舍业，抛妻别子，前赴后继，献出了自己年轻又宝贵的生命。他们死得那样壮烈、坦荡、从容，他们对党的事业信仰坚定，像高山大海一样永恒。

▲烈士罗云鹏

先说我的父亲罗云鹏。他原名张敬载，1910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大房身村，家里当年非常富裕，据老人讲，当时村里一大半的田地都是张家的，镇上还有不少店铺。父亲少年聪颖，一直读书到天津南开中学，曾与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是同班同学。后来，他又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在这里，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成为一名立志革命的爱国主义者。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为思想敏锐，学业优秀，又在革命斗争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被党派往甘肃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那里，根据组织的安排，由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做媒，他与从陕西省立助产学校毕业后投奔革命的运城安邑人樊桂英、当时因为革命需要化名张英的我母亲结为夫妻，在兰州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屋里，秘密完成党的组织工作。

因为叛徒出卖，父亲与母亲，还有其他战友不幸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至兰州沙沟监狱。当时刚出生仅８个月的我也跟着父母亲进了监狱。

在狱中，因为年龄小不算犯人，没有口粮，6年中，我是靠着父母，还有监狱里的其他党员叔叔阿姨们你省一口，他省一口喂大的。因为监狱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我从小缺乏营养，长得头大身子小，爸爸和叔叔们疼爱地喊我“大头”。在狱中，我病过好几次，高烧、痢疾、咳喘，每次都奄奄一息，敌人从不给看病，但在大家的关爱和祝福下，我神奇地活了下来。

我刚生下时，名字叫罗俐丽，父母亲希望我长大后聪明伶俐，美丽可爱。但进了监狱后，面对艰险的形势，父亲毅然给我改名罗力立。他希望我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充满力量地站立于天地间，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父亲在狱中受到了多次酷刑折磨，仍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没有透露党组织和同志的情况。６年中，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于1946年2月22日黄昏，将他秘密杀害于沙沟监狱后边的山脚下。

当年７岁的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被带走前冲着我亲切地喊：来，大头，让爸爸抱一下。父亲抱起我，亲了亲我的脸蛋，放下我后，大步走了出去，永远地走出了我的视线。父亲被杀害时，年仅36岁。

二

与父亲一同被害的还有共产党员胡润宝叔叔，我记得他是福建人，还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他当时参加革命，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与我的父亲关系密切，为了避开看守的监视，两个人常常用外语交流，研究在狱中的斗争方案。

在狱中被关押的党员同志，被折磨致死的，敌人便用草席卷了，运到监狱后边的山脚下掩埋。其他成年人不能跟随，而五六岁的我，可以去监狱外的山脚。母亲在我手臂上缠一块黑布，我向着牺牲的叔叔们深深鞠躬，代表其他狱友为他们送行。一次又一次，我目睹了惨痛的死亡，深深理解活着的宝贵。

胡叔叔比我父亲小６岁，他平时非常喜欢我。看我连一个玩具也没有，他便将贴身穿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拆成线，缠成一个大圆球，让我滚着玩。而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被敌人推出监狱，迎着凛冽的寒风走向刑场，壮烈牺牲。那年，他年仅30岁。他把生的欢乐，留给我这样一个孩子，把死的冰冷留给自己。

他这种穿越生死的大爱，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我想，我的父亲、胡叔叔，还有那么多喂过我饭、教过我写字、陪着我唱歌的叔叔阿姨，他们一定希望我好好地活下去，代替他们活下去，见证新中国的和平、富裕、强大。我的身上，有他们温暖又真切的爱，这些爱让我在人生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能微笑面对。

三

我的这本回忆录起名为《大豆谣》，是因为这本书与一个人有关，与一首歌有关，也与一段今天的孩子们听来会匪夷所思的故事有关。

在监狱中，有一次，我在地上捡到一粒大豆（蚕豆），从未见过、也从未吃过大豆的我，咬了一口这珍贵的大豆后，反复咀嚼，感到香美无比。恰好同在一个监狱的大朋友王洛宾走过来，我便激动地向他炫耀说：“大胡子叔叔，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好吃吗？”他说：“是巧克力、糖果、面包？”我听着这些陌生的词汇，摇摇头，骄傲地从口袋中掏出剩下的半粒大豆说：“不是，这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王洛宾叔叔听后，一把抱住我，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了下来。原本就是一位音乐家的他，在一张烟盒纸上，为我写下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大豆谣》，歌词是：蚕豆秆，低又低，结出的大豆铁身体。牢房的力力夸大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小力力，笑眯眯，妈妈转身泪如雨。街头上叫卖糖板栗，牢房中大豆也稀奇。小力力，有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记，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洛宾叔叔将词谱上了曲子，教我唱了一遍又一遍。

去年，在兰州，这首《大豆谣》作为让孩子们接受红色党史教育的歌曲，传遍了兰州的中小学。老师们说，这首歌曲有两个唯一：一，它的主人公，是中国现今唯一还活着的“小萝卜头”；二，它是世界上唯一写给小囚徒的儿歌。它是穿越70多年的特殊红色歌曲，用血泪记下了我们党可歌可泣的历史。

王洛宾叔叔后来成为享誉全国的“西部歌王”，《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阿拉木汗》等，都是他创作的经典曲目。他在监狱中从来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抱怨过，有时间便教我唱歌、跳舞。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把我的头发编成许多小辫子，教我跳新疆的舞蹈。1994年3月10日，他曾经到运城来看望过我和母亲。他对音乐艺术的热爱，滋养了他的身心，也滋养了许多热爱音乐者的生命。

洛宾叔叔曾经对我说：“天堂里有美，地狱里也有美。”只要你心中有追求和发现美的愿望，不管在哪里，总有人性的美好等着你。洛宾叔叔的儿子王海成后来与我成了好朋友，待我像亲姐姐一样好。他们是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却永远温暖关照着我，让我常常想起活着的美好，人性的美好，告诉自己要好好地活下去。能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牢房中活着出来，我的命是牺牲的叔叔阿姨们用他们的血、泪和命换来的。有人问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说，活着，本身就是价值。

▲出狱半年后的罗力立

四

我感恩遇到过那么多无私帮助我的人，他们让我感受新中国的阳光。大学毕业时，因为母亲当时被错划为右派，按规定我可能会被分配至山区。而曾在康杰中学任校长的山大教务长宋华青，知道我是烈士女儿，运城老家还有一位孀居的母亲需要照顾时，他便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将我分配回了运城，使我得以陪伴青年守寡的母亲。母亲50多年来一直跟我生活，85岁高龄时因病去世。

康杰中学的历任校长和同事对我也非常好，还有那么多我的学生们。他们陪伴了我许多清晨、正午、黄昏，让我感受桃李满天下的幸福。

这几年，我爱上了拉二胡。我这位二胡老师可不得了，是兰州市歌舞剧院的首席独奏。他通过微信教我学，那天他听了我的曲子，说我的曲子很准确，很有潜力！

写在后边的话

说话间，罗力立老师取出来一把二胡，拉起了一首欢快的曲子。我不知道曲子的名子，但我能听出其中的快乐，忍不住跟着曲子哼唱了起来。是呀！这世界如此之好，值得我们每个人拥抱和歌唱。

与罗老师告别时，她非要送我到楼下，她80多岁的身板，挺得很直，腿脚很利落，笑容很美。

打开眼前这本装帧精美的《大豆谣》，梁晓声先生的序映入眼帘：70余岁的我第一次读到以一个６岁孩子的视角所写的革命回忆录！虽然它很薄，却无疑是所有革命回忆录中很不寻常的一部，独一无二的一部……他们（烈士们）是她之精神的伟大守护者……《大豆谣》感动了我，也将感动更多更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