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有老笔 清壮可穷（上）

高云才

虽然与文学情缘久矣，但于文学表达恨矣；虽然与安徽情怀久矣，但于安徽叙事羞矣。直到读到斯雄先生的两本大作《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此恨此羞，才深有慰藉。

诚如人类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那样，清晰的见解是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种精神。

斯雄先生这两本大作，无处不透着对安徽清晰的见解，凝聚着文化的力量，澎湃着发展的能量，迸发着崛起的精神，从而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安徽无处不在的挚爱和触手可及的深情。

恐怕也正因如此，这两部大作每一篇的全网阅读点击量动辄过千万，总点击量轻松过亿。在当代，在安徽，甚至在全国，一篇文学作品阅读得到社会如此响应，恐怕是不多见的。揣摩原因，我想，这绝对不仅仅是抚摸了我的“此恨此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部大作“清晰的见解”。

凝聚着文化的力量——

叙史文化性与情怀民族性同构

《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是游记性散文体，形散而神不散，如果只限于此，那这两部大作就没有特异之处，充其量，只是当代文化人的优雅小品而已。两部大作之所以特异，是因为笔法和意趣水乳交融，彰显了叙史文化性与情怀民族性同构。

无疑，这是一种创新。

文化是冷静的历史盆景，一旦融入了民族性情怀，则文化盆景立即栩栩如生。《中都城记》《花戏楼记》《凌家滩》都是这样的作品。

明朝开朝之初，曾在安徽凤阳兴建大明中都城。作为龙兴之地，中都城设计宏阔，曾“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1369年始建，1375年罢建，原因在洪武皇帝诏书中有云：“珍求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但中都城营造6年，实乃大明朝聚心血所致，其设计理念，从内城、外城到排水、连廊，无不透视着能工巧匠的智慧、科技水平的应用及汉家文化集大成的映照。以至永乐皇帝朱棣建都北京，营造紫禁城，规划设计皆出于中都城。

汗流浃背，荒垣四野，记得斯雄先生和我一起拜谒中都城的时候，移步之地，无不感慨历史文化的时空穿梭。每每从北京长安街经过，看着朱墙黄瓦的紫禁城，不禁联想到那远在凤阳的落寞中都城。

朱元璋大有情怀于中都城：“世世承运而务德，必仿佛于殷商。”《中都城记》的情怀在哪里呢？在中华民族勤奋、智慧、团结的薪火相传之中，也在凤阳经济社会的殷实发展之中。正如斯雄先生在文中描绘的那样：“谁能想到，600多年后，中都城终于赶上好时机，迈进新时代，以蒸蒸日上的崭新风貌诠释出凤阳原有的寓意：完美、吉祥、前途光明。”

文化是火热的历史熔炉，一旦融入民族性情怀，文化则会迸发出强烈的道路自信。《淠史杭治水记》《安大简记》都是这类作品。

水是世界的灵魂，逐草而徙，逐水而居，无论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产生的两河文明，还是中华民族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都表明人类文明与河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可以说，一部中华史，就是一部与水的关系史。从大禹治水到李冰父子治水以至当代治水，都在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善治水者，治天下。淠史杭治水，是当代治水的一个奇迹，是新中国开启工程水利惠及民生的一件伟大工程。

淠河、史河、杭埠河皆发源于大别山，淠史杭工程横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这里历史上长期水患连连，民众流离失所，生活艰涩，经济发展滞后，“泥巴凳，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是这里百姓长期生活的写照。大禹娶涂氏为妻，自涂山治淮开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先辈在这里开始了长期的治水探索。春秋时期，楚国令尹（丞相）孙叔敖主持兴建芍陂，“决期思之水，而灌雩雩之野”，开启了史河的水利工程治理。然而，长期以来的水患之害，是生活在这里的江淮儿女终日心忧。

新中国在这里创造了治水奇迹，尊重水规律，疏而导之，变水害为水利，淠史杭巍峨兴于江淮之野，创造了人间治水史诗性工程。工程从1958年8月动工，到1972年骨干工程基本完成，历时14年，完成了近6亿立方米的土方工程，圈成一米高宽的长堤，可绕地球十圈以上。

史诗性不仅在于此，更在于民生水利的营构。淠史杭灌区是以防洪、灌溉为主，兼有水力发电、城市供水、航运和水产养殖等综合功能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受益范围涉及安徽、河南2省4市17个县区，设计灌溉面积1198万亩，惠及区域人口1330万人。

史诗性在于把粮食安全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淠史杭灌区控制面积1.4万平方千米，滋润安徽省耕地面积的1/6，占安徽省粮食1/4的产量在罐区孕育发芽。工程自1959年开始发挥效益，累计引水1429亿立方米，累计灌溉3.6亿亩，增产粮食440亿千克。

史诗性还在于其治水模式，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这就是《淠史杭治水记》浇灌的民族性情怀。文化上的民族自信心，在淠史杭治水中油然而生。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描绘的那样：“登亭四望，心生波澜，胸中澎湃。淠史杭，一个纯粹的治水工程，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其事其神，世人景行。”

斯雄先生叙史的手法是宏阔的，繁笔从简，用叙史的文化性来解构历史中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

文学批评家艾略特指出：“一部新的作品，只有携带足够的能量，才能击穿既存秩序，占住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两部大作，叙史文化性与情怀民族性同构，透视着文化学符号上的清晰见解，展示出迷人的文化力量。

澎湃着发展的能量——

叙事当代性与思想引导性同构

一个出生于湖北的文化人，在北京、香港工作多年，然后赴任安徽，潜心安徽，成了“新安徽人”，这就是斯雄先生两本大作《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得以形成的广阔的“福斯塔福斯背景”。于是，讲好安徽故事，成了斯雄先生的孜孜以求。在阐述个别事物与宏大历史之间的转换机制时，许多作家选择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而斯雄先生钟情的是叙事当代性与思想引导性同构。

无疑，这又是一种创新。

叙事当代性是迷人的技巧，但若缺乏思想引导性，则叙事就成为絮叨，而一旦二者同构，则叙事就会焕发出迷人的能量。二者同构中，情节成为事关作品成败的关键，《科学岛记》《量子纠缠记》都是在叙事情节量度中，折射出思想的引导，还原了一个当代名记者敏锐的观察力。

2016年8月，中国成功发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引起了世界轰动：“国际同行们正在努力追赶中国，中国现在显然是量子通信的世界领导者。”巨大成功的背后，有一个科学团队，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就是潘建伟院士。

如何描述潘建伟和他的团队呢？斯雄先生辗转反侧。

侧笔“信陵君窃符救赵”，用历史情节展示通信的巨大作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情节，成为潘建伟团队量子通信研究取得成功的另一侧笔。两个侧笔的运用，最终落笔在量子通信的关键问题密钥分发上，举重若轻。除量子通信外，量子应用的另一个巨大成功，是潘建伟团队构建了世界上首台光量子计算原型机。斯雄先生笔锋一转为正笔，描述这个团队日夜兼程，在陡峭山路攀登，向最光辉的顶点冲锋。

虽然这个顶点是只是科学研究上暂时的一小步，但量子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作为世界科技前沿研究的量子学，取得了重大进展。也要看到，量子科学的既有研究，只是在量子科学的冰山上凿开了一个小孔而已。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力学，无疑将给人类迈上新的阶梯提供足够的台阶。

潘建伟，当然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更是合肥的骄傲，安徽的骄傲，因为他和团队都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省委的一间办公室，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告诉我们：“作为创新型城市，合肥小身板舞出了大身段，安徽要下好创新先手棋。”

在不少外乡人的整体印象中，安徽还是一个欠发达省份，但这些外乡人并不知晓，安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发展成为经济结构合理、经济质量优良的工业化大省。在时代的大熔炉中，安徽砥砺奋进，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成员、长三角一体化的主力军、中部崛起的核心力量。不知不觉之中，省会合肥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发展较快的一员，跻身国际性都市行列。安徽省GDP也从全国的中游团队，跃升为全国的上游团队。这些，就是《量子纠缠记》的当代性背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考察量子科技进步，其思想引导性就落地生根了。

《量子纠缠记》的叙事当代性，深刻地解构着量子纠缠的理性：纠缠的是创新，纠缠的是发展的能量，纠缠的是中华民族崛起之动力源泉。这就是《量子纠缠记》叙事当代性与思想引导性同构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