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政：察情据证

裴政，字德表，祖籍河东闻喜，是南北朝和隋朝著名的法学家，也是公平的执法官和廉洁的地方官。

威武不能屈

裴政祖上迁徙到南方，历代都在南朝做官。裴政自己在萧梁时代，已经担任了黄门侍郎，并因为军功而封了侯。

西魏军队与梁朝发生了大战，把梁元帝围困在荆州。战争中，裴政做了萧詧的俘虏。萧詧原本是梁武帝的孙子，也算梁朝宗亲，这时候他就劝裴政说：“我是武皇帝的孙子，难道就不能做你的君主吗？你为什么偏要为我七叔效忠殉身呢？你要能听我的，以后子孙富贵；不能听，就要身首异处了。”

裴政默然不语，萧詧给他戴上枷锁，拉到城下，吩咐他这样说：“王僧辩听说台城已经攻破，已经自己称帝；王琳势力单薄，不能来救援。”裴政假意答应了，到了城下之后，向城头喊话，裴政却这样说：“大批援军马上就到了，我来送信，被敌人擒住了。”押他的兵士急忙拿兵器打他的嘴，但裴政就是不肯改口。

萧詧大怒，下令要杀了裴政。他手下蔡大业说：“裴政很有名望，深得民心，杀了他，荆州就更难攻破了。”萧詧这才罢休，裴政因此保住了性命。

“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

荆州战役结束后，裴政和大量南朝士人被押送到了西魏的首都长安。宇文泰很欣赏裴政的忠诚，就把他引入相府，和卢辩一起，根据《周礼》为西魏朝设计新的官制和法律，后来又派他到刑部任职，成了法官。

裴政喜欢饮酒，酒量很大，数斗之后，头脑仍然清醒，能够处理公务。他办案的效率很高，满桌的案卷，一会儿工夫就能处理完毕。他执法讲究公平宽和，宁可轻判，决不冤枉好人。判了死刑的囚徒，关在监狱里等待冬天处决，裴政会允许他们的妻子入监探望，照料生活。这些犯人被处决时，都感动地说：“裴大夫给我判了死刑，但我死了也不埋怨他。”（“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

一察情，一据证

隋朝初年，裴政仍然作为法律专家，与苏威等人为隋朝制定法律。他们广泛参考魏晋南北朝以来各代的法律制度，认真研究，折中采用。当时参与制定法律的有十几个人，有了疑难问题，大家都请裴政最后裁决。

后来，裴政担任左庶子，辅佐太子杨勇，很受信任，东宫的大事都交由他处理。

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件小案件：通事舍人赵元恺，为太子抄写一份名册，还没有写完，太子就反复催促，要听汇报。右庶子刘荣对赵元恺说：“你口头汇报就行了，不必造册了。”后来太子发怒，追究赵元恺的责任，赵元恺推给刘荣，刘荣又不承认。太子就命令裴政负责审查这件事。

东宫的人事关系复杂，裴政的案子还没有审完，就有人向太子杨勇汇报，说裴政要借机诬陷刘荣。太子糊里糊涂的，就把裴政招来责问。

裴政认真地回答道：“审理案件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情理推断，一是寻找证据。（一察情，一据证。）根据这两项内容，判断是非曲直。从情理推断，刘荣位高权重，即使真的向赵元恺说了那样的话，也属于轻微过失，不值得掩饰；而赵元恺受刘荣管辖，不太可能用假话来牵连上级。然后再讲证据，赵元恺有崔茜做证，经过严格审查，崔茜的证词与赵元恺所说相符。在情理无法判断时，我以证据为准，认为刘荣确实向赵元恺说过那样的话。”

太子点点头，认为裴政判断得很有道理，但这是件小事，也没有追究刘荣的过失。

不修囹圄

太子杨勇后来骄奢淫逸，不守道德。裴政多次劝谏，反而遭到太子的反感和疏远，打发他出任襄州总管，远离了京城。

裴政上任时，没有带家属，领到俸禄后，都分发给部下的小吏们使用，可以说是个难得的清官、难得的好人。

部下的官吏百姓犯罪，裴政私下里调查清楚，却不立即追究，致使有的人多次犯案。后来官府大集会时，裴政却来了个“秋后算账”，把犯罪人员当众揪出，一项一项地审查追究，判死刑的有五个人，判徒刑和流刑的有好多。

他这么一做，整个襄州都被震动了。大家以为他是“神明”，令行禁止，不敢轻易犯法了。后来，襄州的监狱都荒废了，因为没有诉讼案件，没有要关押的犯人。

裴政就在襄州任上去世，遗著有《承圣实录》十卷。太子杨勇被废后，隋文帝曾感叹地说：“如果裴政和刘行本还在，好好辅佐杨勇，杨勇怎么能落到这个下场呢？”

（本文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千秋清气——河东廉吏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