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浪潮中找到心安之处

《中文桃李》 梁晓声著 作家出版社

《人世间》的热度还未消散，梁晓声又推出长篇新作《中文桃李》。小说以小城青年李晓东和徐冉的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80后”一代人的困境和成长。小说的时间始于2000年，世纪之交，时代更迭，而且背景又是一所大学的新生入学，一切似乎都是新的开始。彼时的年轻人对新的世纪、新的生活都有新的向往，但是“新”并不是与过去种种的彻底割裂，而是一种连续，既不能以“新”的名义全然否定什么，也不能因此就全盘接受什么，必然要去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和矛盾。

小说里，理想主义的李晓东与现实主义的徐冉是一对恋人，他们之间的很多矛盾其实并不是因为李晓东母亲的门第偏见，而恰恰是来自两个人价值观的不同。比如，他们对校园杂志《文理》的参与初衷，于李晓东而言，意在传播“文乎有理”。但对徐冉来说，比起对文学的赤诚之心，她或许更在意《文理》所带来的实际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彼此相爱，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书中多次从李晓东的角度提到徐冉的成长。在一次关于生活的讨论中，李晓东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诗类的生活，徐冉没有掩饰她的观点：“诗类的生活后来往往会走向反面，‘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世界并不永远诗意盎然，作为匆匆过客的人，憧憬始终不变的诗性生活，太理想主义、太脱离现实了。”李晓东没有反驳，反而耐心听徐冉为什么选择报告文学类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不就是由自己一直往下续、自己对自己的一场报告吗？由不得异想天开，由不得任何虚构、自欺欺人。当然了，人在世上走一遭……完全像报告文学太乏味了。所以，得多少有点儿文学性，将小说啦、散文啦、诗啦那些元素往生活里加点儿，就像往菜里汤里加‘十三香’那样。这就是我理解的生活，这就是我给自己设计的生活。”

这番见解让李晓东对昔日那个“农家女”刮目相看，而徐冉也开始主动去了解那些她曾认为“无用”的东西。不可否认，李晓东和徐冉的精神高度并非等齐，成长也不是同步的，但是谁也没有止于原地去等待另一个人的倒退，而是携手向前。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而精神成长的内容之一便是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对和相融。

在我们的印象中，梁晓声的写作总带有一种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中文桃李》中同样如此，他写一代青年人的困境，也写这困境从何而来。李晓东和徐冉的爱情不是虚浮于半空的，而是与他们的经历紧密相连，父母、同学、朋友，以及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两个年轻人与社会的连接，特别是他们到北京之后的所见所闻所历，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横断面。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同学王文琪，他有“见识”，有“资源”，能谈理想，又熟稔世故，他的行为标准十分清晰，即有无利用价值，能否得到实际的好处。梁晓声也为王文琪保留了成长的空间，在遭遇重挫之后，终于意识到生活中最应该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在李晓东、徐冉、王文琪的大学生活里，即将退休的汪尔淼教授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课堂上，汪尔淼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告诉他们“人”的存在及意义，告诉他们文学是什么。我们很难不把汪尔淼与梁晓声本人联系起来，包括其高校执教经历，以及他所观察到的年轻人的彷徨与困惑。

作为一名“80后”读者，我自然能感受到书中长辈对青年一代的关怀。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高校扩招，从而有更多的机会以知识的力量改变命运，但我们也身处一个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时代，思想与物质同样丰富，比起小说中的徐冉，或许李晓东更具代表性——那个理想的自我重新接受现实的塑造，必须要知道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又有哪些责任是必须扛起的。

在梁晓声的写作生涯中，青年人向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当他年逾七十，再去书写新世纪的青年人时，笔下定然多了一种作为长辈的关心、宽容和希冀。他显然注意到“80后”在时代浪潮中的颠簸，也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心安之处。

梁晓声对“80后”的观察是延续性的，既写他们为人子，也写他们为人父，在《中文桃李》中完整呈现了他们青春的精神成长，以及人至中年后的思想积淀。为了家庭，李晓东的父亲默默付出，尽力为儿子铺路，但是彼时李晓东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待到李晓东经历种种，成为一位父亲并也开始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时，却发现他与儿子之间同样有一条代沟，这将是另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将要面临新的社会环境，解决新的精神困境。

作为被记录的一代人中的一分子，我感觉挺好。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当下，我们对理想的轻视和敬畏，我们的失落和骄傲，我们在地理迁徙中与故乡割舍不下的牵绊，都被留存于《中文桃李》中，从此记忆有了一种更扎实可靠的参考。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