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 伯

杨永敏

喜伯是我的邻居，住在一个不到四分大的院子里，与我家一墙之隔。他家院子里有两棵杏树，春暖花开的季节，树上开满了一簇簇花朵，那花香隔老远都能闻得到，惹得鸟儿在花间雀跃，馋得蜂蝶在花中起舞。

杏树是喜伯年轻时栽种的，两棵树在他的精心打理下，树冠高低统一，大小粗细一样，看一眼都让人觉着眼馋。杏树枝干伟岸，叶子繁茂，有几枝甚至都攀爬过了我家的院墙。小时候，我常常会踩着柴堆爬上院墙，偷偷摘杏解馋。

喜伯不是我们村的人。二十一岁那年，他在下地干活时，被日本鬼子抓去修军事碉堡，从此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怕他和其他被抓的十多个民夫逃跑，日军每顿饭只给他们每人半个玉米窝头，吃完饭不让休息，用刺刀威逼着他们不停地拉砖运料。夜晚睡觉时，日军把他们关在一个小黑屋里，拉屎尿尿都在里面。饿极了的这些人双手抓着窗框，惊恐而又可怜巴巴地对看守他们的日军不断乞求要吃的，可任凭他们喊破了喉咙，门外的鬼子就是置之不理。仅半个来月时间，这些人都虚脱地变了形。一次，喜伯借着防守松懈的机会，偷偷钻进旁边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逃跑了。他害怕被抓回去枪毙，拼了命地跑了一天一夜，最后连累带饿带受惊吓，晕倒在我们村东的荒沟地里，被放羊的杨大爷好心收留并招赘为婿，从此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若干年后，当喜伯坐在巷道的土台阶上，向邻里们再次讲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心中依旧充满了愤怒与痛恨。讲完后，他总不忘朝地上狠狠吐口唾沫骂道：“日本鬼子真不是个东西！”

喜伯脾气不好，不爱说笑。他和喜婶以及三个孩子住在三间土坯房子里，安稳地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常生活。一家人的日子就像他院子里那两棵杏树一样，不离不弃，相互依偎，逆风而立，顽强生长。在那个比较艰苦的年代，他凭借着庄稼人特有的淳朴、善良、勤劳与厚道在土里刨食，受苦奔波，一肩担负起照顾全家人的重担。那时他正值壮年，干起活来生龙活虎，浑身充满着积极向上的力量。

喜伯喜欢唱戏，对家乡蒲剧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少年时，他曾跟着当地的草台班子走村串巷唱过几年戏。我们村成立文艺队期间，他是戏班子里的导演和台柱子。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高亢激昂，招式拿捏到位，能把《舍饭》《杀狗》《芦花》等折子戏里的一众须生人物形象演活，深得四邻八乡乡亲们的认可，至今仍被我们村老一辈人所津津乐道。那时候，村里逢年过节唱大戏，喜伯只要一上台亮相，嘈杂的台下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听夫人声泪俱下说一遍，好似那青钢剑扎我的心间；那一年西域地黄龙造反，郭子仪为剿番来在村前；抓壮士派粮饷强征催捐，无奈何朱春登从军西番；在西地只杀得天昏地暗，赤地千里无人烟；班师回朝奏凯旋，加冕封侯站朝班；望眼欲穿把家念，归心似箭马加鞭；离村还有十八站，一站一叩到村前；未进家院倚门看，心相约梦想见今得团圆。”

这是蒲剧《舍饭》里的一段经典唱词。当喜伯饰演的朱春登身穿戏袍，跪在母亲身边，颤抖着双手，带着颤抖的哭音唱到此处，台下掌声、叫好声就会响成一片。更有那些心软、被卷入剧情的女人，会不时抬起胳膊，不停地用衣袖擦拭着眼里流出的泪水。

喜伯六十二岁那年，他唯一的儿子得了一场大病，从医院回来后，落下了癫痫的病根。这种病最需要心灵开导和精神安慰，偏偏喜伯好面子、脾气极不好、遇事不冷静、性子又急，只要儿子一犯病，他就不分场合地骂死骂活，甚至从嘴里骂出“你丢死个先人了，活着还不如死了”这样恶毒的话来。他儿子想不开，直接跳河死了。儿子的死对喜伯、喜婶打击很大，那段时间，他们老两口天天在屋里号啕大哭，我的父亲、母亲也经常过去劝导。每次回来，父亲总会默默无语地圪蹴在灶火台边，抽着旱烟卷唉声叹气；母亲总是两眼红肿，一看就是刚哭过的样子。

他儿子走后的第二年，思儿过度的喜婶也撒手人寰了。两年时间，家里一下子失去了两位至亲，这种打击就是再刚强的人也承受不了。喜婶出殡的那一天，当他的两个女儿扶着母亲的灵棺，哭天抢地、撕心裂肺喊出那一声“我的恓惶妈”的时候，一直蹲守在院墙一角不说话的喜伯情绪彻底爆发了，他忽地站起来，跑进家里拿出一只碗，朝着地上狠狠砸去。伴随着瓷碗落地的脆亮绝响，喜伯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老泪横流，仰头便唱：“听夫人声泪俱下说一遍，好似那青钢剑扎我的心间……”

喜伯压抑太久了。这一嗓子，他把积压在心底的所有心酸、满腹委屈都给吼出了胸腔，直吼得山河呜咽、日月变色，直哭得在场的人肝肠寸断、泪流不止。

喜伯疯了。

疯了后的喜伯，地里的庄稼根本不管不顾了。他成天挎着个竹筐，拄着根山木拐杖，胸前衣服上别满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像章，独自一人不是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就是出现在村后的沟壑山间。剧团唱戏期间，他曾暗恋过一个唱花旦的寡妇，那女人也喜欢他，当时碍于农村人思想比较保守，两个人只能把这种情愫深藏心底。如今，疯了后的喜伯见人就托媒，叫人家到那个寡妇家去提亲。人家故意逗他，说你给咱唱一段立马就去给你说媒。喜伯信以为真，不管人多人少，也不顾什么羞丑，扯开嗓子当街就唱。别人骗他，说那女人同意了，叫喜伯隔天过去接人，喜伯便相信了人家的话，回去后挨门走户通知邻里人到他家吃喜酒，第二天还推着自行车去那女人家接亲。这件事至今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大笑谈。有一段时间，疯疯癫癫的喜伯独自一人跑到村后的破窑洞里去住，夜里睡不着，他就站在窑洞边上不断地嚎唱，吓得住在附近的女人们夜里门都不敢出。第二天，狗子妈劝他说：“你回家睡去，住这里我们害怕。”喜伯把手中的拐棍抡了几圈道：“你要是害怕，咱俩一起住！”一句话，逗得周围看热闹的人哄堂大笑。狗子妈气得要打他，喜伯急忙赔罪说：“别打，别打，我是和你耍笑哩！”

这一个个看似冷笑话的故事背后，却真实地掩藏着喜伯内心无数的苦辣酸咸。

我当兵走后的第三年，喜伯殁了。当我从大哥的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时，心里难受了好长时间。

喜伯的一生，可以用大悲大喜且大喜大悲来形容。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人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他生于乱世，侥幸从日本鬼子的铁蹄下逃过一劫；他幸遇好人，从此落脚于异乡生儿育女，勤劳耕种；他天赋异禀，痴迷戏曲，曾把自己满身的艺术才华奉献给了乡村舞台；他情系儿女，却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庭悲剧……失去儿子、妻子的双重打击，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一生得到的不多，却失去的不少，最终，他怀着对家庭、对妻子、对儿女的深深自责与愧疚，结束了自己悲苦而短暂幸福的一生，为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喜伯过世近三十年了，他的尸骨早已随着流逝的岁月化为泥土。如今，在他家荒废的院子里，只有那两棵杏树还在，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树上依旧是花团锦簇，香绕全村，好似在告诉人们说：喜伯曾在这里生活过，这家的主人是喜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