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营到大学

任虎成

小时候，我和大多数男孩一样，都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但我还有另一个梦想，就是大学梦。

起初,我在绛县原卫庄公社里册小学上学。那时当兵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农村青年的首选，小小年纪的我耳濡目染，也早早做起了当兵的梦。

后来，我转到斜曲小学读四年级，又转到父亲单位附近的中堡大队七年制学校读书。其间，我也一直没忘了当兵的梦想。1972年元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樊中学。这时，绛县公安局根据我家孩子多、没有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恢复了我家的非农业户口。

1973年年底，我即将高中毕业，也即将年满18岁，参军的梦想重新燃起。然而，盼来的却不是征兵工作的开始，而是下乡插队的消息。当时，城镇户口的应届毕业生必须下乡插队满两年，才能参军或被招工，我只能把参军的梦想再次封存，被分配到了卓子沟大队。

1976年年初，五四一电厂前来大量招工，原本有机会的我放弃了，毅然决然地选择应征入伍。那年3月，我们原陈村公社的10名新兵乘坐绿皮火车，来到位于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的某部队防化连。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喷火排，负责师仓库的警卫任务。

第二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定县街头看到一所中学大门上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高考考场”。那一刻，我想起前不久恢复高考的消息，猛然间，我的大学梦又重新被燃起，总觉得考上考不上是一回事，但不去试试将会遗憾终生。

动了考大学的心思，但自己刚刚当兵两年，三年服役期还没满，要求复员我实在说不出口。最终经过考虑决定，干满服役期就申请复员，回家考大学。

决心既定，说干就干，我从书店陆续买了几本相关书籍，高中同学、好友马建桥也给我寄来了《三角函数》《平面几何》等书，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复习。连队领导和战友们知道我有心参加高考，不仅不批评我“不安心本职工作”，有的还鼓励我。

1978年年初，我被任命为班长，一方面是连里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部队建设需要。我不禁开始思考，在部队建设正需要时，提出复员是否合适？

正当我举棋不定时，那年的老兵复员工作开始了，指导员辛敏厚宣布：“谁走都放！”这一下子打消了我的全部顾虑。

1979年1月，我向辛敏厚指导员表达了我想复员的急切心情。几天后，指导员告诉我，上级领导同意了，批准我提前复员。1月16日上午，连长覃登云亲自开车，连里20多位战友送我到车站。依依惜别中，我告别军营，登上了开往家乡的列车。

到家没几天，南樊中学的老书记王宏明闻讯前来，问我是否有考大学的想法。这真是雪中送炭！我当即表示，提前退伍就是为了考大学。于是，我重新回到母校南樊中学，选择了在理科补习班复习。

然而，我的实际情况与补习班的进度完全脱节，几个月下来，数理化还没来得及系统地复习一遍。也就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7月7日，我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五四一技工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与此同时，我收到绛县民政局的通知，被安排到山西省药物培植场工作。说实话，高考的分数未能让我满意，但通过前几个月的复习，我对重拾数理化的把握确实不大。

正当我进退维谷之际，高中语文老师亓得文对我说“年龄大的人报考文科更为有利”，劝我考文科。我顿时豁然开朗：对呀，东方不亮西方亮，干吗非要选理科？从此，我下定决心报考文科。

我给自己制订了计划，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采取“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用在数学上，因为数学一般是文科考生的短板；三分之一用在历史和地理上，因为以前没学过历史和地理，需要从头学起；另外三分之一用在语文和政治上；英语基本忽略了，因为当年在高中英语课上，总共只学了94个单词，语法更是很少涉及。

高考前两个月，原运城地区教育局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我考了全县第二名，大大激发了我考大学的信心。高考前几天，我已不再看书，大有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之感。

这一年，我以总分399.85分的成绩位列当年山西省文科第19名，绛县文科第一名。我的第一志愿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后被该校档案管理学系录取。1980年9月13日，我跨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四年后完成大学学业，至此，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