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清代王晫在《今世说》记载，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家法醇谨”，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并且，严格规定除了当时视为正统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可见其对子孙们读书的重视程度。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其实，在古代实行以科举选拔人才为主的制度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的官员都非常重视后代读书，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家庭教师。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