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英雄形象 引发深度思考
——《史记·李将军列传》赏析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作为一部史书，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部体大宏深的史学巨著。而作为一部史传体文学，它“述往事，思来者”，在众多的历史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抒发了作者久郁于心的感情。因此《史记》一书，实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意义和价值。

它在写人物的时候，不仅叙史实，记业绩，同时还特别着意刻画了他们一生的遭际、命运。这样，《史记》就无疑犹如一座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画廊，既向我们十分具体地展示了历史人物面貌，也启发了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思索。

《李将军列传》是写汉代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的。李广是一位号称为“汉之飞将军”的奇才异能之士。他在汉初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屡建奇功，但却又遭遇不偶，所谓“数奇”（天命不好），不仅一生不被重用，最后还被迫自刎而死。

司马迁在传中首先记写了李广非凡的军事才能，着意刻画了他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奇智大勇。作者首先从他年轻时代写起，传中记述他是秦时名将李信之后，出身将门。早年即“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尝从文帝出行，能“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受到文帝的赞赏。景帝七国之乱时，“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在历任边郡太守期间，“皆以力战为名”，曾被推许为“李广才气，天下无双”。

李广一生历文、景、武三世，当时“匈奴为患”，特别是景、武之时，边境安危已成为国家的主要问题。文帝曾慨叹李广生不逢时，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但后来的时势，却给造就他这一代英雄创造了机会。匈奴入侵，使李广得以效力边防，传中记写了他一生与匈奴奋战、驰骋疆场的戎马生涯，并特刻画了他的3次非凡经历。

第一次写景帝时，匈奴大举入侵上郡，有3名匈奴射雕者射伤了天子派来李广军中监军的“中贵人”，并将“中贵人”所率随从斩杀殆尽。于是李广率轻骑前去追击，广亲自射杀二人，活捉一人。但正在“缚之上马”时，突然遇到匈奴劲旅数千骑，部下“皆大恐，欲驰还走”。李广却十分镇定地说：“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李广用疑兵之计，反而下令靠近敌人，并翻身上马率少数骑兵，“射杀胡白马将”，然后令士卒皆解鞍下马，卧地休息。匈奴兵果疑广为诱骑，怕设伏兵，不敢接战。广军因此脱险，显示了李广作为一位才将的奇智大勇。

第二次写李广受伤被俘，因“单于素闻广贤”，下令“得李广必生致之”，可见连匈奴也十分钦慕李广之才。李广为能逃归汉营，在途中，他先“佯死”，麻痹敌人，趁胡儿不备，突然飞身而起，取弓夺马向南去。又取胡儿弓，“射杀追骑”，得以回到汉军中。李广又一次以他超人的智勇，摆脱了困境。

第三次写李广以四千人遭到匈奴左贤王带领的四万骑的围困，手下的军士们都很恐惧。李广为稳定军心，先派他儿子李敢率数十骑“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来证明匈奴军容易对付。又下令汉军站成圆阵抵住敌人，胡人射过来的箭密集如雨，汉兵死伤过半，弓箭也快用完了，当时“吏士皆无人色”。而李广却意气自如，亲挽强弓射杀胡兵副将，煞住了敌人的凶焰，振作起汉军的士气，直坚持到援军的到来，解了重围。通过这场惊险的激战，再次表现出李广胆略超群，临危不惧，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司马迁正是通过在战争中的这些险境奇遇，来表现李广的奇才、奇智、奇勇，塑造了这一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传中还着意写了李广在治军和为人方面的奇特风范。传中写他治军简易，在他任边郡太守时，平日军中“省约文书籍事”，行军驻扎，也“不击刁斗以自卫”，但军事上却从未因此出过差错，可见李广具有治军简而有方的奇才。作者司马迁写他的为人虽笔墨不多，但字字句句里都饱含着对李广的赞颂和敬意。传中写他射技精湛，世所罕见，不仅善射，而且连闲居时，也常与人画线布阵，计算射程远近来赌酒喝，或拿射箭做游戏，一直到死都如此。就是这样一位立过多少次奇功的战将李广，却生来“讷口少言”，从不会夸耀自己。生活上又十分清廉，“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但他对部下，却是“得赏赐辄分其麾下”，对士兵则是“饮食与士共之”，行军到了缺水乏粮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对这样一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生活上先人后己的将帅，部下和士卒对他的信任和爱戴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们不仅乐以为李广所用，而且“咸乐为之死”。正如司马迁在传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李广能在众寡悬殊极险恶的情况下，战胜敌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般的胜利，与他平日为人不无关系。

这样一位智勇超群，战功赫赫，为国立下奇功的一代名将，命运遭际却又十分不幸，竟从未得到过进爵封邑，官只做到卫尉、郎中令，以“二千石”终身，最后落到被迫自杀的下场。而和他同时起来的从弟李蔡，为人只不过“下中”，却得以封侯为相；李广的部下，也因“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命运之神为什么对李广如此不公？真的是如武帝所说，因为他“数奇”，命中注定该倒霉？不，不是的，李广一生的悲剧，是黑暗的封建制度，冷酷无情任人唯亲的封建统治者一手造成的。传中写李广早年参加平息吴、楚七国之乱，昌邑一战，攻关取旗，立下显功，但因梁王曾授予他将军印，朝廷因此不再封赏他。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李广失去了一次封赏进爵的机会。以后几次参战虽都是以少胜多，战功卓著，却被朝廷根据所谓的“法”，不是处以“当斩，赎为庶人”就是“军功自如，无赏”。特别是最后那次，元狩四年，汉武帝卫后之弟大将军卫青，从俘虏那里知匈奴首单于的所在地，决定率部追击。此时李广正在他部下任前将军，李广不顾年老，前去请战，希望能尽到前将军的职责，先去与单于接战，以了平生“先死单于”之愿。但他不知道此时早已失去武帝的信任，加上卫青一心想让自己的亲信好友公孙敖立功，让他为前锋迎战单于，于此临时撤换了李广前将军之职，把他归并到右将军部中，让他们绕道东行。由于没有向导，迷了路，延误了军期，不仅寸功未得，还要待罪候审，李广再也不能忍受这耻辱，只好含忿自刎。以上事实已清楚地说明，罪魁祸首就是那罪恶的封建制度，是刻薄寡恩、任人唯亲的封建统治者。

司马迁能这样生动的、十分成功地向我们再现汉代名将李广的英雄形象和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是因为司马迁在人物传记的写作方法上，表现出很高的技巧。从本文来看，他善于抓住人物事迹和性格中的某一特点集中描写，以使主题突出，形象鲜明。李广是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他的主要事迹，一是英勇善战，二是遭遇不幸。全文就以这两点为主线，把李广的性格、遭际突出来，或直叙，或侧写，使李广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写人物传记非常成功的一个方法。

其次，就是司马迁在这里运用了故事化的方法。人物传记是一种叙事散文，它容易陷于一般地梗概地叙述事件。但《史记》却善于对于历史事件作具体、细致的描写，并写出人物间的矛盾和冲突，构成曲折动人的情节，使之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因而引人入胜。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惊险曲折、有声有色的故事描写，极生动地表现了李广非凡的机智勇敢和超人的胆略，表现了他的富于英雄主义和传奇色彩的一生。

另外，《史记》的文学成就，同它成功地运用语言也有密切关系。从本文来看，《史记》的语言，非但精练流畅、生动活泼，而且接近口语。他的讲述语言极为洗练而富于表现力。如文中写李广的从容善射，“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形容战斗之激烈，“矢下如雨”；形容李广镇定勇敢，“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都只是用寥寥的几个字，却描绘得形象、传神。而其在语言上的最大特色，还表现在作者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有特征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情态和性格，如文中写李广有一次夜饮，经过霸陵亭，霸陵尉酒醉，不放李广通过，“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日“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活现出霸陵尉醉后对失势将军的傲慢神态。又如文中写李广被围、广令他的儿子李敢突入敌阵，李敢闯军回来，“告广曰‘胡虏易与耳！’”简短一语，充分表现了李敢年轻胆壮、蔑视敌人的口吻和心理。至于文中对李广语言的描写，更处处带有个性特征，无时无处不在显示出他的英雄本色。

当然，谈到《史记》的文学性，还不能不谈到《史记》文章中的感情色彩。记事写人时形象鲜明，语言生动，固然是《史记》一书文学上成功的地方，但使《史记》一书侧立于文学之林的，更在于几乎贯穿于全书的感情因素，即洋溢于许多传记之中和字里行间的作者的浓郁感情。《史记》一书，从它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司马迁传赞》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它如实地反映出历史原貌的角度看，可以认为它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相通。但我们从《史记》一书所透露出来的作者思想感情倾向来看，从书中若干传记，包括本传记在内的取材和所表现出来的文字风格特点来看，未尝不可以说它同样具有冲决世俗、不拘一格的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司马迁他自许“少负不羁之才”，在遭祸受辱以后，心有所不甘的乃是“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他对历史的看法是“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安书》）因此，我们从史记一书中处处可以感受到他对奇异能之士、“倜傥非常之人”的倾倒。关于这一点，稍后于司马迁的扬雄已有所发现，他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最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后来唐代的司马贞也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史记索隐后序》）。“多爱不忍”，在奇士奇才的歌颂方面。我们纵观《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写得最精彩、最耀人眼目的是李广、项羽、屈原、韩信、荆轲等人。这些人在人格上、道义上，或在才气、才干上，或在处世处人上，都属奇特之士，而在其生平遭遇上，又往往带有传奇性、悲剧性。司马迁在写他们的时候，又是着意以传奇之笔写传奇之人，在叙其生平事业、遭际时，极尽洸洋、曲折、顿挫之能事（当然是在原有史料的基础上），而且在行文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慷慨激越、赞叹之情。本文的最后“太史公曰”一段，是作者司马迁的一则短评，过去称为“史评”，又称“史赞”，这种体例也是司马迁开创的。就是在这则短短不到百字的评论中，司马迁以饱含感情的语言，盛赞了李广的为人，以及李广在群众中的影响，其中还引用了古人的话和民间谚语，写得言近而旨远，语浅而义深，既表现了司马迁对这样一位朴实的有才能的英雄人物敬仰，也寄寓了很深的政治上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