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年代的真情

我1951年农历六月出生，属兔。自我懂事起经常听大人们说，这孩子一辈子不会缺吃，因为属兔生在六月是草最旺盛的季节。然而到了1960年，我九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偏偏遇上了自然灾害。粮食极度缺乏，每日食不果腹，米汤清澈见底，常是父母喝清汤，米粒留给我们吃。红薯应该是比较好吃的食品，但吃多了反酸。妈妈就将蒸熟的红薯搓成泥掺和少许面粉在油勺里烙个小饼，给我和弟弟改善一下伙食。

上高小时，我每周回一次家背馍。妈妈早早就擀好面条等我回来下锅，让我热腾腾吃上一碗酸汤面。在学校，我每月需要交五分钱，上“开水灶”，下课后将高粱面做的“狗肝馍”在开水里泡一下，放点盐，就点葱。老师们上的是职工灶，中午能吃上一顿白面条。我的班主任老师王可明，几乎每周能有一次叫我到他房间开小灶，把他的那一碗热面条让给我吃。有没有其他同学也享受此等待遇，我尚且不知，但王老师对我宠爱有加。

高小毕业升初中考试，我家拿不出一元钱的考试费，因此我放弃了此次考试，轮落到“高小毕业，没有一些。牵个羊娃，拽个树叶”的行列。又是王可明老师亲自找到我家，说服和动员我的父母，让我去角杯公社上“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

1965年10月，我去县卫校上学，家里缺劳力挣工分，母亲白天忙队里的农活，夜晚为全家六口人做衣纳鞋、纺线织布，一晚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常常两眼通红。上卫校时，我缺鞋穿，有一次回家还向一起上卫校的表姐借鞋穿。就一双旧鞋还被表姐要了回去，毕竟那时都不富裕。

大约在1967年，父亲在角杯公社当炊事员，我在公社医院实习，3个月后轮转去石彪村卫生所实习。临走前收拾行李，看见有几本角杯医院发给石彪卫生所的医疗书籍，我就打包准备带去，心想有时间看一看。谁知此事被角杯医院的一个医生发现，硬以偷书论处，并开全院批判会，让我做检查。医院和公社在一个大院里，很快父亲就知道了此事。我无脸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父亲。父亲虽然脸色不好看，但未批评我，并让我坐下吃饭。在父亲看来，“偷书”不犯法，况且这不是偷。那时家穷买一本书的钱也没有，父亲常常自责！

从小受穷挨饿，这些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现在富裕了，但我从不浪费一粒粮食，因为我深知粒粒皆辛苦；从不乱花一分钱，因为我懂得钱来之不易。

父爱、母爱、老师爱，我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