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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混血的土地

来源:运城日报发布者:韩振远时间:2019-11-19

阿提拉在欧洲攻城掠地之时,中国北方,鲜卑人拓跋焘正在进行着汉胡融合伟业,击败大夏国后,再灭北燕、北凉,屡败东晋,迅速统一了北方。此时,失败的匈奴人失去了自己民族的名字,再没有人把他们称作匈奴,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此神秘消失了。与欧洲的匈奴人不一样的是,在农耕文化的同化中,他们消失的不仅仅是名字,连同匈奴人那种彪悍凶猛的血性也一并消失。更可怕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先辈那种抱成一团抗击外族的精神,只剩下了徒有其名的肉体,他们还能再度崛起,恢复匈奴人的雄风吗?

战场上的失败,让匈奴人不得不从马背上滚落下来,隐入人烟稀少的秦晋北部山区,将弓弩弯刀收起,荷锄而耕,绩麻而衣,与汉人和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结亲通婚,繁衍着下一代,形成了一种混杂了多种血统的新人群。《太平寰宇记》说这些匈奴人“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因而,他们不再被视为匈奴,在汉人歧视性的称呼中,他们被叫作稽胡、步落稽、步落坚或者山胡,也有人称他们为匈奴的别种。然而,在他们一脉相承的信念里,自己始终是南匈奴人刘渊的后代,冒顿、刘渊永远是伟大的祖先。

《周书·稽胡传》中说:“自离石(今山西吕梁市)以西,安定(今甘肃定西市)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这就是北魏时期稽胡的居住范围,实际包括如今的晋陕两地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稽胡过着与农耕民族一样的定居生活,在汉人的歧视中,尽管生存艰难,仍能平静生活。一旦不能忍受统治者的残暴,他们血管里流淌的匈奴人血液会被再次激荡起来。

从北魏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近200年的时间内,稽胡的暴动、起义从来没有中断过。

公元434年,还沉浸在剿灭大夏喜悦中的拓跋焘就差一点死在稽胡手里。没有了刘渊、赫连勃勃那样的强势人物,稽胡虽是匈奴后人,却是一盘散沙,与山里的毛贼无异。大夏灭亡后,有个叫白龙的稽胡部落酋长在西河作乱。拓跋焘御驾亲征,先抵达美稷(西汉置县,东汉中平年间徙汾阳),又前往隰城(今山西柳林县),下令让皇子阳平王拓跋它督率各路兵马进攻山胡部落。这位后来统一了中国北方的雄才霸主,根本没把稽胡放在眼里,经常带着几十名骑兵,登上山头察看地形。没想到白龙在山间十多个地方伏下精兵,出其不意冲杀过来,拓跋焘大惊,从马上跌落,差点被生擒活捉,多亏大将代州人陈建奋不顾身,受伤十余处,拼死相搏,杀山胡多人,才保护大魏皇帝平安脱险。九月,戊子(二十八日),北魏军大败山胡部落,斩杀了稽胡酋长白龙,屠杀全城居民。冬季,十月,甲午(初五),北魏军又攻克白龙余党据守的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诛杀数千人,将被杀稽胡部落士卒的妻子女儿赏赐给军中将士。

北魏末年,国中大乱,先爆发了北边六镇起义,各路豪强并起,契胡人尔朱荣、鲜卑人宇文泰乘势而起,掌握国政。汾州(今山西汾阳市)稽胡首领刘蠡升趁中原动荡之机,在云阳谷(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北云阳堡)聚众举兵反魏。《北史·齐本纪上》中说:“初,孝昌(525—527)中,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当时北方各地叛乱四起,北魏朝廷剿不胜剿,一时腾不开手征剿威胁并不算太大的刘蠡升。与刘渊、赫连勃勃相比,刘蠡升致命的弱点是既胸无大志,又缺少匈奴人应有的彪悍骁勇,仅在山西中北部小打小闹,骚扰北魏,因而得以偏踞一隅,一晃就是近十年。十年工夫,沧海桑田,北魏政权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公元534年,称雄北方、立国149年的北魏帝国一分为二,高欢立清河王元亶之子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城,是为东魏;宇文泰毒杀魏孝武帝,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

东魏建立的第二年正月,东魏丞相高欢发兵袭击刘蠡升。

十年没有遭受战火袭扰的稽胡人早已失去了应有的警惕,首领刘蠡升也是高枕无忧,疏于戒备,结果被高欢突袭得手,刘蠡升只得率众退守云阳谷中。高欢见云阳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遂使用和亲诡计,遣使与刘蠡升约和,并许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其太子为妻。刘蠡升太过实在,相信了高欢的话,派太子到邺都迎亲。高欢对这个假女婿厚礼相待,却借故推缓婚期,暗中调兵遣将图谋奇袭。

刘蠡升见双方讲和,又结成姻亲,失去了戒心。高欢见刘蠡升中计,麻痹无备,出其不意举兵攻袭。失去警惕的刘蠡升大败,无力支撑,亲率轻骑外出征调兵马,被部将趁其不备斩下首级。

刘蠡升的余众仍坚持斗争,复立其三子南海王为帝,继续反抗朝廷。高欢不肯养虎遗患,进兵攻击,生擒了继任皇帝,并俘获了皇后、诸王、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得汉胡五万余户,建立十年之久的稽胡政权灭亡。

一条黄河将中国北方分成了东魏、西魏,两个割据政权隔河对峙,同时,也将散居于大河两岸的稽胡人分开。黄河西岸的稽胡同样让西魏不得安宁。公元539年,黑水(今宜川)部稽胡先发生叛乱。两年后,稽胡统帅、夏州刺史刘平伏占据上郡,连年暴乱,西魏“遣开府于谨讨平之。”西魏大统初年(548年),延州稽胡狼皮叛乱,西魏文帝派大将韩果出征讨伐,“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勇骄捷,号为著翅人。周文闻之,笑曰:‘著翅之名,宁灭飞将’。”(《周书·韩果传》)

北齐年间,大部分稽胡由于“与华民错居”,已转入定居生活,“其俗土著”,“分统郡县,列于编户”。但毕竟仍“有异齐民”,故不得不“轻其徭赋”。一部分居于“山谷阻深者”,则犹“未尽役属”。土著列于编户的,“亦知种田”(《周书·稽胡传》)。也就是说,这些稽胡会种田,不过种田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至于“山谷阻深者”,仍以畜牧为生,不接受北齐王朝派下的徭役。

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说:“假使世界上有疯子建立的国家,北齐帝国就是了。”北齐的第一位皇帝高洋就是柏杨所说的疯子,昏庸无道,杀人为乐,奸淫奢侈,历代帝王们所有的劣行,几乎都在高洋身上得到体现。

高洋的残暴在一次讨伐稽胡的大屠杀中得到充分体现。“(天保)五年(554年)正月癸巳,帝(高洋)讨山胡,从离石道。遣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从显州道(今原平市),常山王演从晋州道(今临汾市),掎角夹攻,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今山西石楼县)。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

还是这次对山胡人的大屠杀,《北史·齐本纪中》的记载比较详细:“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讨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代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是役也,有都督战伤,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秽恶皆尽。自是始行威虐。”把十二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杀掉,妇女儿童作为赏品送给有功军士,这简直是一次种族灭绝。石楼县至今人口也不过十万,一千四百多年前,人口当更少,一次就被屠杀数万,可想而知,当时的石楼可真是万户萧瑟了。与石楼相邻的临汾市永和县人口则更少,直到现在仅有六万余口,是整个山西省人口最少的县份之一。也就是说,从高洋屠杀到现在,这一带的人口一直没能恢复。

中国历史上这种“屠城灭种”行为本不鲜见,更令人发指的是后面的描述,因为那个叫路晖礼的十户长没能及时抢救受伤的北齐都督,高洋气急败坏之下,竟命人挖出他的五脏,逼着其余的九户人家,连人肉带秽物一起吃下去。这可能是高洋当上皇帝后,第一次暴露出残暴狂虐的本性。

其实封建专制时代,所有的帝王都一样,不过残忍方式不同而已,只要统治地位受到威胁,自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数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胡人已经汉化,史家根据汉化程度的不同,将接受农耕文化较少,生活习俗与汉民族相差较大的胡人称之为“生胡”。这部分胡人,也就是稽胡。《周书·稽胡传》曾提到:“离石生胡数寇汾北,勋州刺史韦孝宽于险要筑城,置兵粮,以遏其路。”这些生胡居住地多在山间,“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颈饰。与华人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言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女尤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既嫁,颇亦防闲,有犯奸者,随事惩罚。又兄弟死者,皆纳其妻。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华人。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生胡的汉化过程很漫长,直到唐朝,还没有完全与汉人融合。

汉化较深的胡人就不一样了,除了长相略有区别,几乎与汉人无异,不光从形式上列于编户,交纳赋税,充支徭役,而且都有汉族姓氏,北魏时期的屠各族(匈奴别支),大多姓刘、李、金、董、梁。这些人不光接受了汉文化,有的甚至已入朝为官。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说的“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就是当时汉化胡人的写照。这些汉化较深的胡人多居住在关中一带。公元558年,北周明帝宇文毓即位第二年,曾下诏书说:“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称河南人,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就是说,自北周以后,汉化的胡人就都是关中人了。

历史上把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汉化,称为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经过这次融合,匈奴人不存在了,鲜卑人不存在了,羯人也不存在了,汉民族的血管里从此流着胡人的血液,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的民族。千百年来,彪悍、凶猛,如同狼一般的动物习性,时常在汉民族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这可能就是胡人血缘的反应吧。

了解了这段历史,再看晋陕这两片黄土地,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个纯种的汉人,谁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匈奴人、鲜卑人、羯人的后裔,因为,当年这几个民族,尤其是匈奴人就消失在这两片土地上,成为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当我们听到陕北高原悠扬的信天游、晋西北高原上的山曲儿时,也许会想到匈奴人狼一般的冲天嚎叫,想到我们的祖先也曾在草原上如狼一般奔跑。陕北,多么粗犷豪放的土地,然而,又是最倔强最有个性的地方,谁能说以后杀人如麻的李自成、张献忠、王嘉胤与刘渊不是同脉同根。也许,从如今陕北、晋西北人的长相中,就能找到匈奴人的影子,惟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这里的人,从来就与中庸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才能解释为什么这里的人与生俱来个性叛逆。正是这种个性,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活力。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在此以后,中国将会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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