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如何不想你

刘半农先生，你的名号好有个性，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号，到现在已有五十多年了，我一天都没有忘记你。我还知道你有两个弟弟，刘天华和刘北茂。你们弟兄三人，都当过北京大学教授。你是作家，他们两个是音乐家，个个都有不凡的建树，一门三杰，可敬可叹！我没见过你本人，我出生时，你已作古14年，但我总想亲近你。当我知道你的墓地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附近后，就想着去拜谒你老人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弄清碧云寺的位置，才能找到你的墓地。小时候，曾听老辈人说过：“鼻子下面就是路。”一下公交车，我就向路人打听碧云寺如何走。这一带虽说是山区，但又像城镇，道路纵横，房舍拥挤，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到处是路口。我边走边问，生怕走错。

一中年人听到我向别人问路，“跟我走”，一句普通话暖暖地飞进我的耳朵，我连忙道谢。我们边走边聊。他说，我们脚下就是当年皇帝去碧云寺坐车走过的路。我回答，对，要不怎么全是用长约二米、宽约一米的大石块铺成的呢！

我们走到碧云寺大门口分手，他去了香山公园，我则顺着碧云寺西墙外的公路继续向前走。在停车场，我又向一老者打听去你墓地的路。对方摆手，示意不知道。这时从身后走来一对爬山的中年夫妇，他们戴着布帽，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热情主动邀我跟他们走。他们经常在这里爬山，知道你的墓地位置。我心想，又碰上好人了。

我们一块走了二三百米的柏油路，这时，那位男同志征求我的意见，他说如果走大路，路远好走；如果走小路，路近难走。我果断地说，走小路。刘先生，你可知道，我拜访你墓地的急切心情？

他用手指着柏油公路旁边的一条小道说：“你从这里下去，一直顺着小路上山，碰到公路后右拐，差不多再走十分钟就到了。”谢过之后，我便快步走了过去。

小路很陡，没有台阶，纯粹是一条人们用双脚踩出来的路，土里夹着石头，走在上面有时需手脚并用，有时会走一步退两步。早上出门时天凉，穿了毛衣。因心急赶路，加上路难走，不长时间便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脱掉外套和毛衣，只剩背心，一分钟也不敢休息，一股劲地向山上攀爬。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此时，我觉得靠右手走，距离你的墓地近，大方向没错，就大胆地走了过去。这里路平，但不宽，有时要从灌木丛下面钻过去，有时要从横在路上的树枝上跨过去。走着走着，路由原来的一米、半米宽，逐渐缩到一尺、半尺宽。一不小心，我右脚踩空，一个趔趄，滑了下去，鞋里灌进了土，裤子弄脏了。我起来，又往上爬，抓住一根手指粗的荆条，想让它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一用劲，将它拔了出来。我向后倒下去，打了两个滚，被一蓬灌木丛挡住。夹克衫和毛衣甩了出去，手机和笔记本、喝水杯也都从包里掉出来散落在山坡上，胳膊、手背被划破了皮，鲜血渗了出来。我心想，好险啊！这里山高林密没有别人，要不是这灌木丛，老命就扔到这里了。稍事休息，捡起东西，我又继续向路上爬。接着，又向前走，但路越来越不明显了，树林越来越茂密了。我怕迷失方向，掉头原路返回。

回到三岔路口，我按左手方向的山路，一鼓作气向上爬，终于来到公路边。喝了一口水，我又大步流星地沿着公路向东走，大约十来分钟，在一个山坡的平地处，总算见到了墓地。到墓碑前一看，果然是你老人家的长眠之地。我喜出望外的心情你能想到吗？

你的墓地坐西朝东，位于碧云寺东北方向的玉皇顶，是一个高一米，长十六步，宽十步的石砌长方形平台。平台东边有九级粗糙的石阶，是几十年前人们到墓地平台的必经之路。这些石阶其实早已没用，人们现在到平台上面用不着它们了，从西侧、南侧更加容易方便，没有任何阻挡。只是台阶最上面的石条上那两个人工凿的窝，告诉我这里原来是墓地的正门，石窝里曾经栽过门框。平台正中央有一个一米长、半米宽、半米高的石质供桌，上面摆着枯萎的鲜花、柏枝。人们还在怀念着你。

供桌后立着一通青石墓碑，碑座近一米高，一米长，半米宽，有棱有角，棱角分明；上面立着的墓碑约两米高、一米宽、半尺厚，左上角和右上角为弧形，正面四周刻有十公分宽的花纹，右侧竖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一行如鸡蛋大的字，中间竖刻“刘半农先生夫人之墓”一行比拳头大的字；“先生”与“夫人”四个字并排，比其他几个字小一些。这两行字均未涂色，系篆体，看上去很有功力。碑的左下角竖刻两行小草，“吴敬恒拜题”“一九八九年元月重建”。

墓碑阴面的碑额，用篆体刻“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碑铭”，字排两行，其后为一方形印章。碑墓右侧从上到下竖刻“绍兴蔡元培撰文、余杭章炳麟篆额、吴兴钱玄同书丹”，接下来是正文。

因碑文涂的黑漆部分剥落，也因有的地方刻得浅，一些字不易辨认，我便去查阅资料，从而得知你去世后，墓地曾有两通碑，另一通由周作人撰写墓志，魏建功书石，马衡篆刻。这两通碑的文字均出自大家之手，闪烁着我国现代史上六位著名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国学大师的文学才华、思想光辉，可以说是两件难得的文物和艺术品，也可以说是对你老人家最好的褒奖！

不知何年何月何人，下如此毒手，将你墓地的两通碑统统推倒砸碎，估计是受“文革”所害。资料显示，在你的墓前，原本还塑有你的遗像，左右配以你老人家生前所制的“日晷”“推断尺”等雕画；墓有围墙、大门，墓门上方书有“刘半农先生之墓”。然而，这一切也被破坏，不复存在。

记得郁达夫先生在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破坏你墓地的人愚昧无知，可恶、可鄙、可恨！

1982年，你的后人将你的墓地重新修整，以示昭告。1989年重新立碑，碑的背面复制了当年蔡元培、章炳麟、钱玄同的碑文。这是对你在天之灵的告慰。

刘先生，你知道吗，你的墓被后人重修得很好，共八层，两米多高，像缩小版的西安大雁塔。下面三层均为十公分厚、一尺宽的棕色条石垒成；中间四层为蓝绿色的石条，其中的五、六层雕刻着碗口大的花朵；第八层为水平码放、一米见方、被砸坏的半截原汉白玉碑，其上“鄞县马衡篆刻”几个字，依稀可辨。

这八层，从下往上，一层比一层小，每层均为正方形。最下面三层，依次为9米、7米、5米见方，层与层之间错开一尺。第四层到第六层各3米左右见方不等，四与五、五与六层之间略错开十公分。第七层2米见方，与第六层错开一尺，与第八层错开十公分。第四、八层各约十公分厚，五、六层约半尺厚，第七层约一尺厚。

这几年我看过许多墓地，像你这种造型的墓，却从未见过，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既有艺术感，又有厚重感，你在九泉之下肯定很满意。

刘先生，我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功夫，去寻访你的墓地？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崇拜你的才华，羡慕你的性格。

你于1891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自幼聪明绝顶，在小学中学都是屡创纪录的超级学霸。正当所有人都认为你将顺利考取清华、北大时，你却选择了退学，一个人跑到上海去谋生路。

你在上海找了一份编辑工作，并开始大量创作小说。几年后，报社停业整顿，你失业回家。然而，就在这时，老天爷却扔下了一块天大的馅饼，北大蔡元培校长给你寄来了聘书。一个中学没有毕业的人能到北大教书，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机会与有实力的人有缘。你与陈独秀的一次晤面，就让他看出了你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才，于是他向蔡元培先生推荐了你，也就有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佳话。

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名家。你虽中学没毕业，但国学功底深厚，且阅读广泛，长于写作，备课认真，深得师生认可。你与他们一样都被称为大师。

在北大任教期间，你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震动朝野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文学为有精神之物”的主张，反对空话，提倡白话文；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提出文章分段，采用新式标点等观点。你的这些新见解，鲁迅曾说过“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的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你的这篇战斗檄文，在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划时代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宣传新文化运动，你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阵地勇猛战斗，处处表现出闯将和斗士的本色。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你与钱玄同合演的一出双簧戏。1918年3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了一篇署名“王敬轩”的文章：《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作者以一个守旧派卫道士的身份，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大肆辱骂。而在同一期，还有一篇文章《复王敬轩书》，署名“本社记者半农”，对王敬轩的观点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其实“王敬轩”就是钱玄同，你俩故意一唱一和，将守旧派卫道士的丑恶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性衬托得无比伟大。这两篇文章，迅速成了导火索，点燃了新派与旧派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论战，也旗帜鲜明地向民众宣传了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和主张，起到了一定的普及作用，很多人在观望之后开始倾向新文化运动。鲁迅称赞你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很打了几次大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上街游行当日，你坐守指挥部，争取各方声援；陈独秀被捕入狱，“三·一八”惨案，你都用自己的笔与军阀和守旧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李大钊遇害，你与蒋梦麟、钱玄同、沈尹默等人联名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捐活动，受李大钊友人公推为他撰写碑文。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你不怕牺牲，挺身而出，敢作敢当，义薄云天，实在令人敬佩！

刘先生，就在你在北大声名鹊起，以“中学肄业的大学教授”的身份成为传奇人物的时候，你再一次出人意料地于1920年选择了赴欧留学。当时，欧洲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你在巴黎的生活极为拮据，经常吃不上饭，头发也没钱理，长得像个野人，就连同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都看不下去，说你给中国人丢脸。但你生性洒脱，丝毫不以为忤，还把住的地方起名叫“花子窝”。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去看你，想拍张合影，你竟然让儿子趴在地上扮乞丐，伸着手作乞讨的样子。此举让赵元任哭笑不得。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你却考取了世界上公认最难考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优尔内语言学大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大奖的中国人。

在伦敦留学时，你还写过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曲，迅速在国内传唱开来，影响极大，流传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她”字也是你首创的。原本汉字中没有表示女性的第三人称，到了清末民初，通常用“伊”字来表示，你便专门造了个“她”字，还有表示物的“牠”（后简化成“它”）字，一直沿用至今。这首歌在当时极为流行，很多女士都以为词作者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帅哥，然而等见到你本人时，却是半大老头子。你听说后，风趣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你生性活泼、诙谐幽默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刘先生，你不仅是新文化的健将，还是初期白话诗歌的拓荒者，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又是小说家、杂文家、翻译家、摄影家，给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你因公到绥远调查方言，染回归热，返回北平卒。你的去世太突然，极大地震惊了当时的文化教育界。你去得太早，只有43岁，天不怜才夺君走，太可惜！难怪你的追悼会，校长蒋梦麟亲自主持，与会师生齐声痛哭。难怪在你因公殉职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消息文章，《世界报·国语周刊》《青年界》还出了纪念专辑。难怪冰心先生为你的故居题字：“刘氏三杰，江阴之光。”难怪胡适送给你的挽联上写着“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

面对你这样的人，叫我如何不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