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东》背后的“鼓乐”元素——访省交响乐团一级演奏员、山西管乐协会副理事程泽民

程泽民生在闻喜东镇，是地地道道的河东人。

据《左传杜预注》所载，春秋时，晋国荀氏的支子（非正妻长子或妾生子）食采于程邑（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其后以邑为氏，称程氏，是为山西程氏。程泽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晋南这片土地上，他们逢年过节或祭拜祖先时经常举办稷山高台花鼓表演，气势磅礴、声韵铿锵、粗犷豪放的绛州大鼓，更是社火活动中最流行的节目之一。

在观看过运城大型鼓乐舞诗《大河之东》的精彩演出后，程泽民对于其中的“鼓乐”元素有了一些思考。

他说：“鼓乐，这种具有文化标志意义的歌舞元素从田间地头提炼出来，并且以现代艺术品的方式进行包装和提炼，形成舞台化的民族艺术品，这也许就是现代人所需求的文化消费。”

传说“鼓声雷动可降雨”

据程泽民介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就有“鼓声雷动可降雨”之说，认为鼓声有助春耕或农作物生长，因而鼓艺术的产生和远古农耕文明血脉相连。

在人类生存之时，他们不会消极受自然环境制约，而是根据自己生存需要改造自然环境，从而使自然打上了人类文化的烙印。古河东地区的气候和土地条件决定了该地区形成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模式，农耕文化也随之产生。对于依靠农业生存的人们来说，四季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好，粮食大丰收是最好的光景。如果遇到干旱，庄稼颗粒无收，人们食不果腹，就会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因此让庄稼得到雨水的滋润，成为当时人们的一大愿望。

如何实现这样的愿望，是人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当时，先民们发现鼓的声音与雷声十分相似，在求雨、求生存的愿望驱动下，用人特有的联想力，以击鼓的方式与天上神灵沟通。

《吕氏春秋·古乐》就有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附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人们效溪水之歌模仿雨水的声音，击鼓、附石击石模仿电闪雷鸣的声音，所有的行为模仿无一不饱含着想要雨水滋润作物的渴望。《易·系辞》也有“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之说。因此，鼓的出现与农耕文化密不可分。

古时，鼓被当作与天通话的神器。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最早的鼓是在距今4500年的唐尧时期出现的，“麋鞈置缶而鼓”中所说的鼓也就是19世纪80年代陶寺出土的土鼓。在原始生产生活中，先民们为求得大丰收，祭祀活动也愈加繁盛，在祭祀过程中，凡人要想与天沟通，得到上天的理解，就要模仿天的语言，于是，人们开始模仿万物的姿态，这就是早期巫舞的形成，也是在求雨的活动中，有了鼓与舞结合的表现形式，从此，鼓舞扎根于这片土地，晋南也因而被称为鼓舞之乡。几千年来，鼓舞文化在晋南地区繁衍、发展且多姿多彩。

坐落在河东大地上的稷山县，是中华农耕文明最早的发源地。近年来，稷山高台花鼓凭借其“高、奇、险、绝”的艺术表演形式享誉华夏，成为稷山花鼓中一支瑰丽的奇葩，且屡获殊荣。

绛州大鼓鼓舞士气

程泽民认为，绛州锣鼓与稷山高台花鼓均植根于黄河流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中国的鼓之渊源，历史悠久。在春秋时期，即有“晋鼓秦筝”之说。1980年山西晋南襄汾县陶寺龙山夏文化遗址出土的单面髦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文物，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鼓。它可以证实，鼓至少在6000多年以前就已有之，比国外发现最早的埃及第三王朝时期的铃鼓壁画图早2000多年。

《山海经》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就发生在河东，里面就有关于鼓的记载。民间传说黄帝就是用绛州大鼓鼓舞士气：鸣鼓而攻，卒灭蚩尤。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率唐军大破刘武周，收复并州、汾州两地，为了庆祝胜利，当地百姓用民间锣鼓奏出了《破阵乐》。《资治通鉴》188卷载：“（武德二年十一月）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从那以后，这里的人们便与鼓结下了不解之缘。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李世民大宴群臣，在大殿上演奏了经过加工整理并精心排练的《秦王破阵乐》。乐工120人，舞者身披银甲，手中持戟，以往来击刺动作为主，歌者相和。此后，《秦王破阵乐》在民间广为流传，绛州锣鼓便是随着这样的历史事件产生的。

河东大地无处不鼓

在程泽民看来，绛州锣鼓以粗犷豪放、酣畅淋漓、鼓舞激荡的表演形式与风格表达出了黄河儿女意气风发建设小康社会、奔向美好明天的豪迈气势。稷山高台花鼓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蕴藉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了黄河儿女敢为人先的豪迈气魄，既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远古烙印，又是后稷百姓五谷丰登的精神图腾。

两者是河东文化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完美结合，是兴盛和强大的一种具体体现，是河东民俗活动中最具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文化品牌。

千百年来，从有了第一缕文明曙光开始，河东大地便无处不鼓，无处不舞。晋南的鼓舞文化至今为止，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鼓与舞的结合相得益彰，表达了人们炙热的情感和生命基调。它为环境所生，又为环境所用，两者在矛盾统一中度过慢慢的历史长河。这种鼓舞的形式满足了人们的生存和心理需求，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灿烂的一笔。

他认为，“鼓舞”不仅是一门艺术形式、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的代名词，在古代的战场上鼓可以鼓舞士气，而在当代社会，鼓舞也有了多种含义，一提到鼓舞，人们会想到加油、鼓劲，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