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散章：从陇东到河东

其实，城再小也是城，而非乡村。城与乡村最大的差异，除了物质上的，更是文化上的。这是我曾经的认识。

童年在甘肃平凉，四十岁定居并将终老于河东运城，仿佛人生的两个驿站，无论大西北的猎猎朔风，还是古河东的脉脉温情，无可选择，这是命定。

西安，从十三朝古都一路繁华至今，仅仅出生地而已。留在性格以及禀赋里的东西，与这个古都无关。最初有点愤愤，本是大城市人的嘛，当初若不走，怎见得古城墙下的小院就不是你的？后来才知，父母匆匆舍了西安躲去平凉，是因为太多的山西乡党上门借贷，多是看病，银子当然无还。竟然有一位在回程火车刚到临潼站就发病突亡，警察从身上找出医院缴款单上父亲的名字地址，父亲只得买棺材找临时墓地，然后捎信给乡党的家人。后来我不止一次在西安南院门我家纸烟铺子旧址转悠过，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那条街上的店铺多数是山西人开的，最初还见到昔日同院邻居，看过完整版的南四府街，后来踪迹全无。于是安慰自己：不走也许跟邻居樊娘一样摆小人书摊，或者与后院招弟捡木器厂的刨花沿街叫卖。

那时还不懂平凉是陕甘宁金三角的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还不懂她被称为古丝绸路上“西出长安第一城”。没有人觉得让一个不足10岁的女孩子去懂这些做什么。

十年记忆就是搬家史。船舱街，曾经的水旱码头，刚会站立的弟弟被母亲放在纸烟木箱里转圈儿，我坐在小板凳上盼过往行人进来买烟，显示我算账、找钱门儿清的本领。隔壁是新陇剧团，开了厨房门是剧团院子，天天不买票看戏，经常拿块帕子在空了场的戏台上扭，或者，在后台的架子上找能掂得动的刀剑乱舞。父亲常说，他当年若不“熬相公”（当学徒）必去学戏。我读二年级时有一天父亲提前到学校接我去看戏，进了园子，满耳朵响的是父母平日里说话腔调，抱拳互打招呼叙旧的神情语气让我好奇。那晚唱《薛刚反唐》，据说全是黄河蒲剧团的好把式。芮城老家的剧团巡演到平凉，就有乡党通知或送票去捧场。其实是过戏瘾。母亲说在西安时，她抱着我去看八岁的王秀兰唱《柜中缘》，演到坐柜子那一刻要别人抱上去，俊秀的落难公子岳云就躲追兵躲到柜子里。母亲最喜欢看王秀兰的《藏舟》，说跑圆场像脚底下踩了云。

平凉小城东西长，南北短，但不影响她有不知何时建造的连带瓮城共八座城门楼子。我们家就在南城墙里。我跟着同院哥哥偷偷从内城墙的坡上登到城门楼顶上，在四米多宽的城墙顶上乱跑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回平凉办父亲平反手续，把全家人的农民户口又转为市民户口，又特意去找昔日的城门，竟然连半点痕迹都没有找到。

回到1954年，平凉商业界开始公私合营。一夜之间，父亲把纸烟铺子卖了买回三头奶牛。一年后，手工业开始合营，这次可选择的路就是顺应潮流，因为没有女工岗位，母亲便做了纯粹的家庭妇女。母亲一直认为她在纸烟铺子里是在工作，而抱孩子做家务是兼职。大字不识一个的马娘，因自家杂货铺被合营，进了国营商店站油盐酱醋柜台，这就让上过识字班的母亲觉得父亲没有先见之明，常常抱怨。我喜欢去看马娘称盐。盘子秤挂在盐柜子上，秤杆翘起来马娘就把盘中的盐扒拉出来一点，又低了，再添上一撮。五分钱的盐，总要反复三五次。

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心算也让一般人瞠目，这功夫让他做了牛奶厂会计，可也给他带来过麻烦。又十年后在老家场院里，麦子刚分完他就报出一串数字，与半个时辰后生产队会计拿着本子算的结果不差分毫。看把你能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想夺权啊？政治队长到底觉悟不同，一骂就切中要害。从此父亲再不炫耀他的心算本领。

牛奶厂在南门外，走进厂子后面上一个坡是天主教堂的果园。每年五月，父亲都会带我去买杏子。守园人开了栅栏门，就像把一个童话世界给我看：初升的太阳把一树树的杏子映得黄澄澄的，草尖上的露珠亮闪闪如珍珠，无论是垂挂在地上还是四面伸展或者高擎空中的树枝，累累果实让七岁的我，眼睛手指嘴巴都不够使了。来时父亲就交代，此刻的杏子吃了不伤人，我算儿童，所以不能带姐姐来，临走摘在袋子里的才会过秤付钱。也不过三四斤。一年只这一次，我就使劲吃，几乎尝遍每一棵树。我知道，杏园深处是葡萄架，每年葡萄收完后，园子里就不再有人看守。我们一帮孩子会从厂子里的草垛爬上去，到葡萄架上去搜寻漏摘的果实，在树行间疯跑，听脚步踏过黄色落叶的沙沙声。

接着，父亲就从厂里买回些豆饼，捣碎了让母亲掺在玉米面里蒸馒头。其实豆饼做零食最合适，嚼起来满口香，只是过后会轻微头痛。后来，父亲被派到山里去看守苜蓿地，那是奶牛们的冬粮。父亲的私心此刻表现出来，他挖了很多苦菜送回来，让母亲先煮过再用冷水漂后晒干，拌上面粉烙饼子。最难下咽的是豆渣，需要早起到豆腐厂门口排队。母亲使出浑身解数，可无论蒸还是炒，都难改变它的本质。母亲持家是一把好手，最善于公平，每天每顿都离不开小秤，谁多少口粮谁就吃多大的馒头。难得她用扫盲班那点算术可以把家里每个人每顿饭的量算到精准，从来不会差。邻居几家婶娘却是另一种盘算，先不能让正长身体的孩子们饿肚子，往往前半月就把一月的米粮吃光，然后去邻居亲戚家借。下月到日子买回还了借的，只能够吃半月。那就再借，如此循环。还说：不怕，借到共产主义来了，就不用再还，肯定顿顿吃饱。这种逻辑让我们好羡慕，但母亲从来不屑。

在这之前吃过一段大食堂，姐姐初中住校，弟弟在市幼儿园，父亲已在砖瓦厂监外劳改，我和母亲吃食堂。母亲那时和一群妇女在尝试用玉米芯子做增量发糕，就是把一两粮食加入玉米芯子粉碎物可以蒸成三两大的发糕。我从来都是放学后一绷子跑进食堂，领一块发糕或者半碗粥，坐在门槛上三两口吞完，再去给自己找填肚子的。最常吃的是白菜根，是我星期天和同学去北门外地里挖的。她有亲戚是菜农，白菜砍过后菜根就不要了，我挖了回来扔进食堂的火里烤烤，是难得的美味，像父亲从黑市上悄悄买回的蔓菁，20块钱一斤，母亲说顶上人参的价了。

母亲自认为会持家，从来不舍得买首饰置衣服，纸烟箱当衣柜，租房则随着父亲工作变动或者我们的学校选择地方。她那张抱着我与父亲姐姐在华清池的照片能看出她的节俭，身着旗袍却无一件首饰相配，更没有摩登皮鞋和手包。她把父亲多年积蓄全存在银行，认为钱生钱是最稳妥的财富积攒方式。她哪里能预料到，公私合营时，除了几头奶牛被合营外，银行资金全部冻结后来归公，据父亲说，可以买几十座四合院。乡党家穿金戴银披绸挂缎的婶子娘们，还有置办了房舍的，都归了自己。一夜间仿佛天翻地覆，母亲顿时傻眼。后来那些不能再用的东西却派了大用场，马娘在黑市上拿她那对金耳环，换回10斤玉米面，让她一家八口吃了一周不掺野菜的窝窝头。姐便讽刺母亲，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母亲便挖苦父亲，聪明反被聪明误。父亲当初看不清公私合营形势让母亲失去成为公家人的行为，从此成为母亲一生的心痛。1962年回祖籍时因可以报销路费，便把那些盆盆罐罐，包括木板箱都运了回来。最值钱的是一木条柜，揭开当箱子，盖上做桌子，竟然现在仍摆在她炕前，有七十年历史。

我出嫁是七十年代初，她翻柜子底找出一条床单送我说，这是西安当年刚流行起的太平洋床单。这单子淡绿底子粉色牡丹花，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她铺过，掐指算来，1945年出品，二十多年的东西，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如今，她九十高龄，我还给她的床单仍压在她那个宝贝柜子里。

西北小城的痕迹最初与乡村格格不入，比如口音，比如卫生习惯，比如穿衣的爱好，还有写日记。口音改变起来最快，只两个月我就把门不再喊作“蒙”，人不再念成“仍”。卫生习惯也简单，刷牙避开外人，不再勤洗的头发也沾上了白色的小虮子。日记更容易，从不在学校里写就是了。只有穿衣最难改变，在用蛤蝲油抹脸的年代，服装是女孩子唯一可以让自己美的东西，我只能要求母亲，把粗布织成白底细蓝色格子的，为我做衬衣。带回来的花裙子，则改做内裤。尤其穿不惯大裆棉裤，专门剪裁成前后裆有区别的制服裤，这是母亲与乡村女人的最大不同。

多少年后，我用当年流行的石榴籽花色粗布做了一件棉衣，在一街的羽绒衣里醒目而别致，回头率自不必说，还有女人追着问，这布在哪里能买到？她看着我身上由浅粉到粉红到深红到深紫的石榴籽一般的图案，赞不绝口。我送北京朋友的一块粗布床单，她竟然做了连衣裙穿给我看，说，在那天的文学朋友聚会中，这大粉大红的色彩惊艳了全场。

其实，当我成为一个写作者时，当我写了数十年后，我发现西北小城的痕迹从未离开过我半分。离开或者暂时离开的只是外表，骨子里已经深深嵌入。我常常会感谢曾经的岁月，读初中的姐从学校带回家的《红楼梦》《家》《三家巷》等小说，我会背过母亲，一边坐在灶前拉风箱一边读。不认的字就跳过去，懂不懂是次要，重要的是喜欢上了阅读。这种喜欢对人的一生有多重要，无需言说。记得看电影《家》时，鸣凤投湖那一刻我只觉得难受，而当三少爷觉慧用笔抒写他的悲愤时，随着音乐我放声大哭，以致旁边的姐觉得我很丢人，把假的电影当真故事。我后来才明白，这怕是对我最早的文学启蒙。《红楼梦》成为一生的枕边书，如今眼睛不好改作听书，总也不厌，想也与七八岁就接触经典有关系吧。

从一岁多离开西安到平凉，十二岁离开小城回乡村，生命中这十年对我有多重要，只有我自己清楚。一次次搬家的漂泊感，离开熟悉接受陌生环境的适应度，有形而无尽的文化滋养与濡染，在我日后的成长中一点一点显现，如路边小草，也开出花来，虽不名贵艳丽，不夺人眼目，不为路过的人注意，也自有她生动的一瞬。

运城地处古河东，温和，含蓄，内敛，大度，谦谦君子般，像那个一拐弯就放缓速度的黄河，像绵延起伏的条山，像茂盛了麦子与果园的田野，像供养了百姓几千年的皑皑盐池，像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还像一部浩瀚的《四库全书》。上天的造化，成就这块土地的同时便也成就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神灵与人。譬如关老爷（民间称呼），譬如尧、舜、禹大帝们，譬如柳宗元、关汉卿们……还有芸芸众生。

住进小城眨眼26年，并将终老于此，一切发生过的，得到过的，都将化作云烟。世人怎么看不管，经历了就是缘分，是幸运，是上天赐予的福祉，所以喜欢。

仍然是一部搬迁史。从一间办公室到72平方米的私有住房，到单幢二层楼小院再到高层的电梯房，从选产权到选售后到选自然环境选离银行、邮局、超市、医院五分钟的距离，历经几次迁徙，在近六十岁决定从此安顿。女人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一位外国女作家的名言，常被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主义们信口拿来。我的搬迁史也打着这个旗号，末了才明白，自己的屋子要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也少不了。

单位的两位老领导，山西“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一位共和国成立前就从事文学创作，“文革”前已经有九本小说集出版，在此文中我称他李先生；一位专写农村题材小说，获过奖，我称他孙先生。他们做主调我进单位，后来又做主让我搞专业创作。那年我刚在省城三家刊物同时刊登中、短篇小说，他们却认定我必能写出来。李先生为人温和，从不大声说话，也未见他发过脾气。每天准时上楼去办公室，下班时再出来，只要他在，办公楼里永远保持着安静。孙先生喜欢先进传达室，碰上谁就说他构思的小说故事和人物，说完上楼转一圈即回楼后面的家。没几天，那些话就变成了小说，神奇得很。他构思小说的方式别人学不来，那是他的专利。

做完事的人们常常聚集在图书室，借书或者阅读报纸杂志，低声交谈。那三张拼在一起的长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有新书出版，新华书店会有通知，管理图书的大姐便会去买，似乎从来没有因为经费而中断买书。我就在那几年里，把以前没有机会读到的经典名著补读了一遍。还有一线杂志，比如《新华文摘》《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等等。

先生们对我很是照顾，分我一间14平方米办公室，并允许我把家安在单位。从此，每天下班后楼道里就会飘满我炒菜的油烟，虽然在楼的尽头，有窗户，仍然与那些叫作编辑部或者图书室的环境格格不入，让我一生后悔。星期天下午，我会去李先生家。先生夫人是小学校长，一生除了养大六个儿女，把先生惯得连开水都不会烧。夫人沏茶端来，还有瓜子和葡萄干盛在小瓷碟子里摆上，然后对我一笑，轻轻走去。每次的谈话都是从问我母亲身体如何开始，因为父亲去世时，他曾和孙先生以及两位文学主编驱车翻越中条山去吊唁，令全村人对我刮目相看。然后便是我最近在写什么，然后跟我讲他近期读什么书。先生后来写他那五十万字的《三打运城》，每天一千字，不疾不徐，从容的写作态度让我时时会问自己：何时可以修炼到如此境界？

那年在省里开作代会，恰逢先生生日，宣传部长派我去置办生日礼品，我买回一套外国散文经典选集，用丝带系了。晚上他着实喜欢了一通，因为他家高耸到屋顶的书柜里还没有刚上市的这套书。那晚，生日晚会在一家运城人开的酒店。当吹灭蛋糕上的蜡烛，音乐响起来，我们都步入舞池时，我才发现，先生本会跳舞的。他说，五十年代中期在中央文学讲习所时，被扫过舞盲。后来他一次次讲起那晚，说是他此生最有意义的生日。

后来，我每出新书，必签上名字，恭敬地送到先生面前，我知道，那是他最喜欢看到的。最后一次送书，是单位春节慰问时，我知道他在省城孩子家，就托办公室的同事捎去，根本没有想到，先生已经病入膏肓。我们以前总以为，先生是长寿家族，因为他母亲活到100岁。先生在省城跟孩子居住时查出毛病，把消息封严，我们这些学生没有一个知情的，直到去接他骨灰回家那天。

在运城陵园，近百位文学界的朋友、学生闻讯赶来，为送他一程。我面对装着那颗高贵灵魂的盒子，默然无语，双泪长流。又去了灵堂，看到他慈祥如父的遗容，失声痛哭。他留下遗嘱：不收礼，不请客，一切从简。生前他没有给我们这些学生探视的机会，去后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让我明白：他留下的文字，他的品格，他的襟怀，他为河东文学所做的一切，永远在那里。

我突然想，先生就是那位谦谦君子。

那一年，我接受了书写蒲剧大师王秀兰先生的任务。因为喜欢戏剧，也因为在母亲怀里时就曾感受过蒲剧这种来自老家的乡音，还因为多次看过先生著名的经典教学折子戏《烤火》，她颇具传奇的一生，早就成为我关注的对象。以至于十年前以一部中篇小说《角儿》获得赵树理文学奖，被《新华文摘》转载，那些文字里也因为有着先生的影子和气息而饱满生动。

担任艺校校长的先生，耳朵已有点背，对话时紧盯着我的嘴，却仍然顾盼生辉，卷你瞬间进入她的气场。像当年舞台上的许翠莲、胡凤莲、窦娥、焦氏们，深入千家万户。乡间有“看了秀兰《杀狗》，银钱在地不瞅”的佳话。在没有电视自媒体、在戏剧不仅仅是娱乐还担任着高台教化的年代，这是何等的功德？

我惊叹她八岁一炮走红，演到风华正茂时被禁演，怀着一对双胞胎站在卡车上挨批斗，仍然痴心不改。能上台唱了，却过了最好的年华，于是创办戏校，把自己的一身武艺传授给学生们。

我钦佩她曾饱受战争之苦、为达官贵人唱堂会、慰劳旧军队，经历了九死一生，却在共和国建立初进怀仁堂为毛泽东周恩来演出，让这个古老的剧种又一次轰动京城。她还两进电影厂，拍了那部轰动大江南北的《窦娥冤》和《涧水东流》，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北方戏剧独特的魅力。她一生能演一百多出剧目，小旦、花旦、闺门旦、丑旦、武旦，行行如鱼得水。如今这样的演员能有几人？

现在经常会在医院遇见先生，她一次次住院、出院，仍然一脸笑容，眉眼生动，病魔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两年前戏剧研究所抓紧录制了她的蒲剧表演讲课，八十多岁的先生面对摄像机，像面对着千百观众一般，把她对蒲剧艺术的痴爱与理解，把传统戏剧里的各个角色，把她一生的艺术体验与成就，毫无保留地留给这个世界，成为永恒。

先生大起大落的人生与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成为我一生修持的标杆，书写的过程就是滋养自己的过程。这种滋养是静悄悄的，细雨润无声的，天长日久，丰满了我的思想、意志、毅力和性格。我不再焦躁，不再功利，不再追求虚荣，沉潜于自己的文字，一点一点，营造着自己的精神殿堂。那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快乐！

闲暇时，或者心情低沉时，我会站在盐湖的明代古禁墙遗址上，眺望。这中国最大的内陆盐池，养育着河东生灵，从古至今。曾经的车马喧嚣，曾经的刀光剑影，曾经的辉煌与富贵，都已无踪影，留下的是，湖水长天咸风紧，唯有传说，随着演绎愈加神奇。自然，盐池早已不产盐而生产化工产品，厚重而绵长的盐文化，须走进盐博物馆才能体会得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先生曾和同村的伙伴在这里担过几天硝，因为是偷偷出来，又因为挣了几十块钱，那天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写了检讨念，被政治队长训斥不深刻；他交出所挣的钱，把在外吃饭的钱也借来补上。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躲在人背后，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多少年后，他成了盐化局《盐湖报》主编，走遍盐池下的每一座工厂，写关于企业和工人的报道和故事，看着外来的民工们担盐和多少年仍不变的生产工艺，感慨万千。

小城是富裕的，如她绵长的历史，先贤辈出，数不清的英雄豪杰；小城是波澜不惊的，如万变不离其宗的日常，柴米油盐，日出日落；小城是繁花似锦的，如她春的绚烂、夏的茂盛、秋的硕果累累，冬的清寒凛冽；小城是喜庆的，如她铿锵的蒲州梆子和柔情似水的唢呐，满城的红灯笼和大妈们的广场舞；小城是时尚的，摆小摊的可以用手机付款，大腕们会来讲座演艺；小城是传统的，表现在清明端午中秋腊八农历大年初一和元宵节里亲戚朋友同事之间浓浓的情意里，小城又是自信的，如她千百年不变的波澜不惊与繁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