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廉官多勤政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殚精竭虑于蜀汉大业，担任丞相后励精图治，勤于军务，安抚百姓，明示礼仪，常常“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见利不贪，见美不淫”，坚持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直至最后“志决身歼军务劳”。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来为后人所景仰，杜甫曾赋诗赞叹：“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唐代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引导百姓“凿井百口”，改变了长期以来饮用生水的习惯；释放奴婢，终结了“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落后风俗；重修孔庙，创办学院，带头破除迷信；组织劳力在城郊开荒垦地，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他的“称职在勤”，深深赢得百姓爱戴，“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

元代的张养浩在陕西大旱时，受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他不顾年事已高，星夜赶赴任所，遇到饥饿的灾民就赈济，看到饿死的灾民就埋葬。到任之后，“凡所以力民者，无所不用其至”。张养浩在陕西做官四个月，从未回家住过，一天到晚忙于救济灾民，没有丝毫的懈怠，终因劳累过度卒于任上。消息传开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瑄著有一部《从政录》，旨在探讨如何重典知吏，他认为切勿轻忽民众的事，而要把它们看得很艰难；切勿安逸地坐在官位上，而要把做官看作是一件危险的事。岂止君主应当这样想，凡是当官的人，也都应当这样去想，把它当作是爱护民众、保存自己的方法。先贤语重心长的忠告，今天读来不还是那样振聋发聩吗？（《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