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铸史 文脉永续

原启民

运城古称河东，乃尧舜禹建都立业之地，周秦汉唐时期属京畿要地。作为黄河文明的摇篮、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与文化源头，这里文化遗存灿若星河。其中，石刻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名冠三晋，素有“三晋碑乡”之美誉。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盛赞“大地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而蒲州、绛州均在今运城境内，印证了河东石刻林立、碑碣密布的历史盛况。这些集历史、文化、科学、书法、镌刻艺术等于一体的石刻遗存，不仅是运城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印记，更为中华民族与华夏文化的形成发展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佐证，刀笔留痕，翰墨生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在文化和文明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工程是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于2007年启动的宏大文化项目，作为山西有史以来首次对域内石刻进行系统整理的开创性工程，曾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文化工程，使山西成为国内首个对石刻文献开展大规模系统整理出版的省份。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始终将此项工作列为重中之重，秉持分类施策、统筹协调、强力推进、实时督导的工作方针，历经十五载不懈努力，随着“闻喜卷”的出版，在全省率先完成十三县（市、区）十五卷（河津、夏县各分上下册）的编纂出版任务，共计收录5974通石刻，圆满达成预期目标。

编纂历程 十五载耕耘，薪火相传

回顾十五年编纂之路，市县两级三晋文化研究会编纂推进组以高度的责任担当、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与炽热的文化情怀，攻坚克难、善作善成，书写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动人篇章。

2007年工程启动后，在时任会长董占锁的带领下，贠创生、赵参军、叶予青等同志积极协调各县（市、区）主要领导及文物部门，统筹筹措资金，整合调配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启动石刻资料的调查收集工作。短短数年间，盐湖、绛县、新绛、临猗、芮城五县（区）的编纂出版工作率先完成，其中《三晋石刻大全·盐湖区卷》凭借其学术价值与编纂质量，荣获第26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成为全省标杆。

2015年，受机构改革影响，市、县两级文物局与其他行政机构合并，工作人员调整导致编纂工作一度停滞。2020年3月，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新一届会长王殿民上任后，立即将此项工作列为年度重点任务，明确由一名副会长牵头分管主抓，组建专项推进组，张胜涛、张培莲、王本华等深入基层指导服务，重启剩余八县（市）的编纂工作，并提出“三年内全面完成”的目标要求，通过经费协调、专人派驻等举措，为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核心举措 五措并举，务求实效

高度重视，强力推进。研究会将编纂工作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针对部分县（市）经费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研究会主要领导亲自协调督导；对推进难度较大的区域，直接派驻工作推进组，现场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工作不脱节、不断档。

分类施策，全程服务。通过个别走访、电话沟通等方式，对未成书的八县（市）进行精准摸底，按进展情况与现存问题分为三类实施差异化推进：

对稷山、夏县等基础材料已搜集完成的县，提供样书参考，协助对接县委、县政府争取资金支持；对基础资料不够完善的县（市），针对性地予以指导解决；推进组还深入河津、闻喜、平陆等县（市）进行重点指导，从拓片、拍照等基础工作抓起，整合各方力量确保有序推进。

明确任务，落实责任。面对机构改革后文物管理职能调整、部分县（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组建不完善的现状，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逐县（市）协调落实牵头单位、编纂负责人。以河津市为例，通过召集文化和旅游局、文保中心及河津市三晋文化研究会负责人专题会议，明确责任分工与完成时限，相关负责人将其列为首要任务，带领3个工作组分片推进，于2023年5月高质量完成上下两册共599通石刻的编纂出版工作。

实时督导，破解难题。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推进组多次赴八县（市）开展实地调研。针对闻喜县相关部门人事调整的情况，第一时间对接新任负责人，实现工作无缝衔接；组织垣曲、平陆编纂组开展座谈交流，把脉问诊解决实际困难；深入夏县现场办公，成功破解编纂出版资金难题。

统筹协调，全面落实。及时传达省政府办公厅、市委宣传部相关文件精神，以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名义印发《关于全面完成〈三晋石刻大全〉编辑出版工作的通知》，明确工作标准与要求。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充实编纂推进组，迅速形成更为有效的工作新格局。

丰硕成果 十五卷存史，千通铸魂

碑刻是物质文明的载体，也是精神文明的象征。撰、书、刻、拓，是碑刻生命的孕育与传承，题、跋、记、录，是碑刻生命的拓展与延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工匠、鸿儒，跨越时空，共同推动着碑刻生命的传续，让刀笔文章中的碑刻文化历久弥坚。

截至目前，全市十三县（市、区）十五卷《三晋石刻大全》全部编纂出版，共收录从东汉至明清时期5974通石刻，涵盖摩崖题记、神道碑、祠庙碑、墓志铭等多种类型。丛书收录范围古今贯通，体例新颖规范，每通碑刻均完整呈现拓片、释文及相关考证，既保持了文献的原始性与真实性，又彰显了个体特色，其珍贵价值得到史学界与文化界的高度认可。

其中，收录的诸多名碑堪称文化瑰宝：东汉《摩崖题记》见证早期石刻艺术风貌；北魏《密云太守霍扬之碑》现存于临猗县博物馆，为山西存世魏碑之冠，1979年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其魏体书法兼具正大气象与创新笔触，被誉为中华书法艺术宝库的珍贵遗存；唐代《碧落碑》立于新绛龙兴寺，以小篆笔法书写古文字，为全国孤例，引得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专程造访研习，其630字碑文历经200年方得释读，具有极高的文字学与书法研究价值；宋代《司马温公神道碑》（又称“杏花碑”）由苏轼奉旨撰文，记载司马光生平功绩，历经劫难后重立于夏县司马温公祠，为国家一级文物，碑文2766字，生动再现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风貌与民众对司马光的敬仰之情；此外，金《虞芮二君让德记碑》、元《姚天福神道碑》、明《忠清粹德之碑》等均为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珍品。

未来展望 活化利用，赓续文脉

运城石刻穿越千年沧桑，真实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已成为历史文化与石刻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镂之金石，以志不朽，每一方碑刻都被赋予神圣的情感；或敬仰钦慕，或推崇表彰，或祈望不朽，或警策醒世，或追悼纪念，或抒发襟怀，或悲痛哀思，或惋惜眷念，这些情感符号的视角表达，既是集体记忆的具象化，也是个体精神的历史定格。下一步，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一是持续开展新发现石刻的收集补充，完善石刻文献数据库；二是深化现有石刻的研究考证，对筛选出的百幅名帖石刻进行系统编纂、注释与评析，挖掘其时代价值与文化底蕴；三是探索石刻文化的活化利用路径，通过数字化展示、研学体验、文旅融合等方式，让千年碑刻“活起来”。

《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诸卷的圆满编纂，既是运城人责任担当的生动体现，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未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牢记文化使命，深入挖掘当地石刻文化的核心价值，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河东石刻遗存印证华夏文明源头，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注入河东元素，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运城力量！

（作者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