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辞曹书》中“主亡则死”与“主亡则辅”考辨

■关新刚

关公《辞曹书》，事发于东汉建安五年（200年）春，曹操东征徐州，下邳之战中刘备兵败，三兄弟失散，关公被困土山，为保全甘、糜二位皇嫂，关公无奈身降曹营。后得知刘备下落，关公决意辞曹寻兄。曹操不舍，避而不见，关公遂写下《辞曹书》，表明归兄之行去意已决。而后，封金挂印，灞陵挑袍，过关斩将，千里寻兄，终在古城相会。

关公在曹营待了多久？《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记载：“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击刘备，破之，获其妻子，进拔下邳，禽关羽……”这是说关公正月进入曹营。“夏，四月”，曹操和袁绍大将颜良白马坡交战，“（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军莫能当者”。这是说关公四月白马坡上斩颜良。“建安五年……秋，七月，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操应袁绍，绍遣刘备将兵助辟……刘备略汝、颍之间，自许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这是说同年七月刘备在汝南与关公相会。以此计算，关公在曹营自建安五年春正月到是年秋七月，半年而已。

关公在曹营半年间，曹操知其必去，为收揽关公，礼遇甚厚。其后关公寻刘辞曹，没有不告而别，而是出于礼节“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这里的“拜书”，指的就是关公写给曹操的《辞曹书》：

“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万方，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曹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之耗某已知，望形立，相觅迹。求功刺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厚恩满有所报，每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伏望台慈，俯垂鉴照。关某顿首再拜丞相府下。”

可以说，在这段真情实意的表述中，“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既是《辞曹书》中的重点句和关键词，同时也是关公离开曹营千里寻兄的精神内核和动力。

想不到的是，在一些庙宇陈列的《关王辞曹书》碑刻中，竟将让人为之动容的“主亡则死”关键词，变成了“主亡则辅”之表述。一字之差，大相径庭，寓意完全不同。让我们在研判史料中明辨真伪。

虽然正史《三国志》中没有“主亡则死”的词语记载，但却给了一定的铺垫。《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关公对张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记，当张辽问及关公“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时，关公明确回答：“愿从于地下。”第二十六回记，当袁绍部下南阳陈震告诉关公刘备下落时，陈震曰：“倘曹操不允，为之奈何？”关公曰：“吾宁死，岂肯久留于此？”

《三国志平话》版属于宋元时期成书的“讲史”话本，该书亦有明确记载：“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从。”

清代康熙版和民国版《许州志·辞曹操书》和康熙年间卢湛主编的《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卷二翰墨考·又致曹书》文献中，也有“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等表述。

更有清乾隆年间河东解州知州张镇主编的《解梁关帝志卷二·辞曹操书考辨》，同样载有审慎之语：

“予阅其文词古雅者存之，其有一书云：主亡则辅，主存则归，二语不似当日口吻，盖操以假仁假义收揽英雄，而窥窃汉鼎之心早为帝所识破。若如此书与对张辽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言，大相悬绝，且其辞鄙俚，绝非汉文气习，故世虽艳称之，而予不为之登焉。”

这段话意思是，我阅读到一些文辞古朴典雅的文章时就予以保存，其中有一篇提到“主亡则辅，主存则归”，这两句话不像是当时人物应有的语气。曹操总是以虚伪的仁义收揽英雄，而他伺机窃取汉室江山的野心早已被关帝所识破。如果真有这样一封信，将它与关公当年对张辽所说的“我深受刘将军厚恩，誓与共死，绝不背弃”相比，相差甚远。况且这封信语言粗俗浅陋，完全不符合汉代文章的风格和气质。因此，尽管世人对此文传颂不已，而我并不认可它的真实性，也拒绝将其收录。

再此，我们从“主亡则辅”字义上考辨，“辅”字从字义上讲，应为辅佐、辅助、协助之意。这封信是关公在曹营针对曹操恳切期望他能够留下来辅助自己，专门写给曹操看的，在这种特定场合和环境中，辅助、协助之君主不言而喻。而后世有人把“主亡则辅”解读为倘若刘备已亡，关公则要辅佐刘备儿子刘禅兴复汉室，这种说法亦是牵强附会，天方夜谭。

从世俗常情上分析，关公感恩曹操对他的知遇之恩，已以“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并有言在先“宁死不背其主”“常怀去心”“吾终不留”。倘若主公（刘备）亡故，我愿以死相随；倘若主公健在，我必寻兄归附。这一表述，无疑代表着关公真实的道德思想和精神品格；践行着关公对刘备矢志不渝的赤胆忠诚和生死与共的“桃园”承诺；彰显着关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精神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定力。关公“桃园盟誓”“降汉不降曹”“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及《关公风雨竹》诗情画意等经典之传，不容歪曲和玷污。

由此讲，“主亡则辅”一词，不论从汉代语言文风、世俗常情以及关公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情感渊源，一定不会出自关公之语，应为明清时期刻碑人的一时笔误或疏忽，或为后世者的艺术加工或杜撰。

《关王辞曹书》古碑刻的文物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字记录，更在于它承载着历史、艺术、文化与社会的深层内涵。文物保护和修复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我们以追求历史真实性为宗旨对碑刻进行研判，这才是对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