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塔藏韵 石额流芳

矗立在新绛城北隅的龙兴塔，是大唐以来绛州古城的精神地标。这座始建于李唐开国之初的古塔，历经千余年风雨侵蚀，几兴几废，却始终承载着地方百姓对文运昌盛、家国安宁的殷切期许。其一层南面辟券门，门侧镌刻砖雕楹联“雷雨平临咫尺看龙门之变；慈云遥接飞腾争雁塔之高”，落款“知州武进盛纲题并书”；十三层石额题刻亦为盛纲手笔，二者同属乾隆年间的文化遗存，融合了历史、文学、书法与三教文化的深厚底蕴，为这座千年古塔注入了新的生命与文化内涵，让古塔的历史底蕴与人文之美相得益彰，成为新绛历史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文旨在以《宝塔石额记》《重修宝塔记》两篇碑文为依托，系统梳理龙兴塔的历史沿革，解读盛纲题写的楹联与十三层石额的丰富意蕴，介绍盛纲的施政初心与文化贡献，进而挖掘龙兴塔的历史文化价值，传承绛州古城的人文基因，让这座千年古塔所承载的文脉荣光与精神内涵被更多人知晓、铭记，彰显河东文化的厚重与绵长。

千年古塔，文脉绵延——

龙兴塔的历史沿革与初心

据《宝塔石额记》《重修宝塔记》记载，龙兴塔始建于大唐，最初仅高八级，至明末已倾颓日甚，“裂损”严重。昔人建此塔，“非仅壮观瞻也，盖实修补文峰之深意”——在古代“文峰塔”的文化语境中，宝塔的巍峨象征着地方文脉的挺拔，其兴衰与科举成败、人才辈出紧密相连。碑文明确记载，龙兴塔建成后，“历唐而宋而明，人文蔚起，科甲联绵，显宦迭出”，而明末塔颓之后，绛州“科甲寥寥，不能媲美前人”。这一鲜明对比，更凸显了古塔在地方百姓心中的文化分量与精神意义。

这座古塔的命运，在乾隆年间迎来了转折。乾隆癸巳年（1773年），盛纲奉命赴绛州任知州，这位出身常州府阳湖县、乾隆十年乙丑科进士的官员，工诗文，善书画，深谙儒家“以文治民”的施政理念，下车伊始便“询土风，察利病，汲汲以教養斯民為先”。起初，他忙于倡修东雍书院、扩充号舍、增补膏火，致力于培育地方人才，未遑顾及古塔重修；直至乾隆丁酉年（1777年），在书院重修竣工、民生渐安之后，盛纲才“庀材鸠工”，启动了龙兴塔的重修工程，“葺故鼎新”，历时五月，将古塔修缮一新，并增建至十三层，使其“塔高十丈余”，巍峨再次冠绝绛州。而在重修工程中，盛纲不仅为每层题写石额，更亲书券门楹联，以笔墨为古塔立魂，让文韵与塔影相融。

丹心施政，文墨留名——

知州盛纲与古塔的不解之缘

盛纲，这位在《新绛县志》《绛州志》中被铭记为“有作为”的知州，其一生虽生卒年不详，生平细节记载有限，但仅凭重修东雍书院、龙兴塔、题写券门楹联与十三层石额一事，便足以窥见其作为儒家士大夫的责任与担当。作为进士出身的官员，盛纲深知科举与文化对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他重修古塔，绝非单纯的文物修复，而是一次精心谋划的文化政治实践——通过修复象征文运的古塔，辅以笔墨题刻，提振地方士气，凝聚百姓共识，践行“以文教化”的施政初心。

在重修古塔的过程中，盛纲展现出了务实亲民的施政风格。据《重修宝塔记》记载，面对修塔所需的巨额工费，他“谋諸僚友及绅士，俾州人願輸者聽，不願者弗强”，最终“州之人亦開風恐後，踴跃樂輸”，集腋成裘，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工程未及半时，绛州便在秋闱中“獲隽者三人，十數科以來未曾有此”，百姓皆叹古塔之灵，而盛纲却清醒地表示：“人傑則地亦靈”，他勉励绛州士人“勤學問争自濯磨”，以薛简肃、陶恭介等先哲为榜样，“處為醇儒，出為名臣”，不必徒恃古塔之灵。这番话既体现了他对人才的殷切期望，也彰显了其务实的治政理念。

而盛纲为龙兴塔留下的最珍贵遗产，便是亲书的券门楹联与逐层题写的十三层石额。楹联落笔凝练，石额“按次切题，寓意深远”，他将自己的文才、治愿与三教文化、吉祥意象融入笔墨之中，让古塔的入口与每一层都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成为龙兴塔文化价值的核心所在。其中石额镌刻于塔身，“瞻望弗及，难以周知”，盛纲又命人将题额文辞刊刻于贞珉之上，便于观塔者一览而知，这份细致与用心，更显其对绛州文化的赤诚。

联韵塔魂，石额藏意——

楹联与十三层石额的解读

盛纲为龙兴塔所作的券门楹联与十三层石额，一脉相承，皆以文运为核心脉络，前者为入门之旨，后者为登层之境，从开篇点题到逐层升华，构建了从科举进取到精神圆满的完整意象，融儒、释、道文化于一体，兼具文学之美、吉祥之意与精神之境。

券门楹联“雷雨平临咫尺看龙门之变；慈云遥接飞腾争雁塔之高”，堪称古塔文运主题的点睛之笔。上联“雷雨平临”以自然气象喻科举之路的磨砺与机遇，“龙门之变”化用《三秦记》鲤鱼跃龙门的经典典故，将绛州学子的科举进取与古塔紧密相连，“咫尺”二字更让千年文峰的庇佑触手可及，呼应了碑文“修补文峰”的建塔初心；下联“慈云遥接”取佛教慈云庇佑、道教祥云献瑞的双重意象，寄寓着对学子的美好祈愿，“雁塔之高”化用唐代雁塔题名的科举佳话，以“飞腾争高”勉励绛州士人奋勇争先、登科及第。整副楹联对仗工整，意境雄浑，将自然意象、科举典故与宗教文化相融，既是对绛州文运的美好期许，也为十三层石额的文化内涵定下了核心基调。

十三层石额以自然数从一至十三逐层递进，既贴合古塔的层级结构，又在楹联的基础上层层升华，构建了一条从人间功名到仙境逍遥、从入世担当到出世圆满的完整精神序列，每一方题额都值得细细品味。

一层“一柱擎天”，以“擎”字点题，喻示古塔如擎天之柱般巍峨挺拔，既是地方根基稳固、栋梁辈出的象征，也彰显了盛纲作为地方官员“担当尽责”的治政初心，典出《楚辞・天问》“八柱何当”的神话意象，气势雄浑。

二层“两茎仙掌”，“仙掌”既指殿前古柏舒展如仙掌的自然之态，又化用《史记・封禅书》“仙人掌以承露”的典故，喻示礼迎四方、接引众生，兼具自然之美与神圣之韵。

三层“三汲龙门”，紧扣楹联与文峰塔的核心寓意，“汲”喻奋力跃登，“龙门”与楹联“龙门之变”同出一源，寄托了盛纲与绛州百姓对文运昌盛、人才辈出的深切期盼，与碑文记载的“旧塔维新，文峰插天，今科必多见售之才”形成呼应，而重修工程未竣便有多人科举报捷，更让这一题额多了几分“灵验”的佳话。

四层“四大跻空”，引入佛教“四大皆空”的教义，体现了三教融合的文化特色，也暗含了盛纲对学子“超脱功利、坚守本心”的精神期许。

五层“五云献瑞”，以五色祥云象征吉祥，典出《周礼・春官・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寓意天降祥瑞、国泰民安，既呼应了古塔“宝塔腾烟”的自然奇观，寄托了盛纲祈愿地方安宁、文运亨通的美好愿望。

六层“六鳌首戴”，化用《列子・汤问》“鳌戴神山”的神话，“六鳌”托举古塔，喻示塔基稳固、政权与佛法根基永固，同时“鳌”也暗含“独占鳌头”的科举吉兆，延续了对绛州学子登科夺魁的期盼。

七层“七星召应”，融合道教北斗信仰与民间吉祥观念，北斗七星主掌禄命与方位，喻示古塔如七星高照，护佑一方百姓与求学之士，也指修行者与天道感应、开启智慧，典出《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

八层“八风协律”，“八风”指四方四隅之风，“协律”喻音律和谐、秩序井然，古塔八角悬铃，风吹铃响如八音和鸣，既展现了声景美学，更象征着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典出《吕氏春秋・有始览》对“八风”的记载。

九层“九陌看花”，回归人间繁华，“九陌”泛指繁华街市，“看花”化用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意境，喻指科举及第后的荣耀与洒脱，与楹联“雁塔之高”的登科意象形成完美呼应，完成了对人间功名圆满的诠释。

十层“十圆蓉镜”，“十”为数之极，象征十全十美、功德圆满。“蓉镜”典出《酉阳杂俎》“芙蓉镜下及第”的典故，喻指明镜高悬、心性澄澈，融合了儒家“至善”、佛教“圆觉”与民间吉祥寓意，标志着人间科举与品德修养的双重圆满。

十一层“十方一览”，以佛教“十方世界的宇宙观为核心，既指修行者“心包太虚”的精神境界，也指为政者“胸怀天下、洞察四方”的格局，更喻指登科之士当有开阔胸襟，化用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意境，兼具精神高度与治政理念。

十二层“十二碧城”，转入道教仙境意象，“十二”对应地支、十二月，象征时序周流、永恒不息，“碧城”为仙人居住的美玉之城，典出李商隐《碧城三首》，是精神境界的进一步升华。

十三层“十洲三岛”，作为顶层题额，收束全文，典出《海内十洲记》《列子・汤问》，象征修行的终极境界，呼应佛教“十三天”的宇宙观，完成了从凡尘科举进取到神仙净土逍遥的精神攀升。

这副楹联与十三方石额，不仅词隽字工，书法浑厚劲健，是清代碑刻与文学、书法艺术结合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它们将数字逻辑、文化典故、吉祥寓意与盛纲的治政初心、精神追求完美融合，让龙兴塔不再是一座单纯的建筑，而是一部镌刻在砖石上的文化典籍，一幅展现三教融合的精神画卷，更是绛州文运的具象图腾。

古塔留名，文脉永续——

龙兴塔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

从历史价值来看，龙兴塔是唐代以来绛州古城变迁的见证者，其兴衰与唐、宋、明、清四代的地方文脉、科举兴衰紧密相关，碑文记载的重修过程，更为研究清代中期的地方治理、文物修复、民俗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依据；盛纲作为乾隆年间有作为的知州，其重修古塔、倡修书院、笔墨题刻的举措，也成为清代地方官员“以文治民”的典型案例，为研究清代儒家士大夫的施政风格与文化实践提供了生动样本。而券门楹联与十三层石额，作为清代中期的书法与文学遗存，也为研究当时的碑刻艺术、文学创作提供了实物参考。

从文化价值来看，盛纲题刻的楹联与石额是核心所在。它们不仅展现了盛纲的文才与审美，更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文化，构建了从科举进取到精神圆满的完整精神序列，成为三教融合文化在河东地区的具象体现；题刻中蕴含的科举文化、吉祥文化、仙境文化，深深植根于绛州百姓的心中，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后世凡论及龙兴塔的历史与文化，必言及盛纲之功，其题写的楹联与石额，早已与古塔融为一体，成为新绛历史文化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蔺彦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