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职业商人群体

市场、市井，“买卖所之也”。人们将剩余或紧缺的东西拿到某个有人来往的去处，等待来人置换，交谈、协商，各拿所需。这大概是现代人能想象到的关于最初市场的景象。

农产品市场的多与寡

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虽有较大提高，但粮食生产仍很不稳定，因而小农口粮的自给自足，需要以市场调节为补充，视收成的丰歉而出入粮食市场。

当时，不同季节间粮价差明显，丰歉年景间粮价变动更大，而粮价变动越大，意味着小农出入粮食市场可能越频繁。这给粮商的营利带来了优厚的报酬，《史记·货殖列传》中，白圭、任氏、桥姚、师史等就是突出的粮商。也因为粮食市场的波动，官府对此进行控制较多。如《管子·国蓄》中记载，五谷等食粮，是民生的主宰；货币，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明君执掌交易的媒介，来控制民生的主宰。官府以货币流通为手段控制粮食供应。不过粮食在地区间流转则很有限，主要靠政府调拨。民间粮食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故有“千里不贩籴”之谚。

纺织品市场较为广阔，商品生产渐成规模。战国秦汉时的齐鲁、陈留、襄邑、成都等地是著名的丝织品商品生产基地。齐早已号称“冠带衣履天下”，鲁缟至为轻细，故战国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之谚流传于世。襄城的习俗则是织锦，即使是笨拙的农妇也擅长此事。陈留境内纺织染料的专业商品生产颇具规模，农户都以种植蓝草染成绀色为业，蓝草田一望无尽，不种植黍稷这样的粮食。这种专业户，其产品全部是面向市场的。蜀是中国另一有名的纺织品产地，蜀布曾远通西域的大夏，武帝时张骞曾见之，《盐铁论·本议篇》也将“蜀汉之布与齐陶之缣”并提。

畜禽产品有鸡、羊、猪、牛等。传说战国时的猗顿就因大蓄牛羊而成巨富。《汉书·项籍传》师古注云，猗顿“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尤值一提的是，牛耕的推广，使耕牛的买卖日益盛行。牛价，每头值数千钱，《九章算术》有钱1200、1818、3750不等的价格。

战国秦汉时的民生用品市场，总的说来还处于低迷状态，数量有限，品种不多。李根蟠指出，小农占有的土地比后世农民为多，他们首先需要集中力量把地种好；小农的商业性副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不甚稳定，视粮食生产的丰歉为盈缩。可以说，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的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

独具特征的盐铁市场

民生用品市场中，最为活跃的商品是盐铁。

此类商品民户一般不能自己制造，天然仰赖于市场。盐铁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大宗商品。盐为人们食用不可缺少，《管子·海王》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其需求弹性极小，无论价格高低，人们都必须买食，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说：“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经营盐业起家的名商有刀闲、猗顿等。盐业中心最有名的是齐、晋，《货殖列传》说：“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

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器产品种类增多，需求扩大。《盐铁论》所谓“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尤其是铁农具的普遍推广，使铁器市场迅速扩大。《盐铁论·水旱篇》说：“家人相一，父子勠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善器”就是指铁器，个体劳动者使用铁器增加，商人从事铁器买卖也盛况空前。巴蜀和南阳则是最为著名的铁冶中心。

南阳，即战国时的宛，是传统的铁冶中心，出产锋利的铁器，《荀子·议兵篇》就有记载，《方言》谓“宛地出钢铁为矛”。远在关中的秦昭王也知道“楚之铁剑利”。《战国策·秦策》载，韩卒剑戟的八个出处，除不确定的冥山和不可考之合伯外，其余都是位于以南阳为中心的地区。可见，战国时期的宛及其附近地区都有铁冶业，宛因此成为一个著名的铁器铸造中心。其产品很有市场，至少韩国军队的兵器大部分来自这一产区。这一产区位于楚、韩、魏、秦四国交界之地，其产品既然在韩国使用很广，在楚、魏等地当更多。秦统一后，孔氏被秦人从大梁（今开封西北）迁至南阳，《货殖列传》载，孔氏大规模地进行铸造，规划鱼塘，车马成群，交游诸侯，借此获得经商的利润……家中的资产达到了数千金，因此南阳的商人都效仿孔氏做生意时的雍容气度。

巴蜀是铁冶业的后起之秀。据《货殖列传》载，秦破赵国时，卓氏等一批商人被虏逼迁，有人想方设法就近安迁，卓氏听说临邛附近的汶山一带，那里的百姓擅长贸易，做买卖很容易，就主动远迁，夫妻推辇，到了临邛。利用产铁的矿山冶炼金属，运筹帷幄，把产品全卖给了滇蜀的人民，于是发迹，有了上千名僮仆。享受着田池射猎的乐趣，就像君王那样。与卓氏有着类似经历的程郑，是山东来的迁虏，也从事冶炼锻造，把产品卖给椎髻之民，和卓氏一样富裕，都居住在临邛。

商人群体，亦有起于贫困者

再来论说职业商人群体及其经营。

商品流通经商人的媒介演进为商业，即以商品-货币-商品为特征的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发展至以货币-商品-货币为特征的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交换，为卖而买的交换是更高级的市场活动，这是市场进步的重要标志。原始公社的末期就已出现最初的商业活动，农村公社时期贵族商人充当商业的主体，春秋战国之交，职业商人开始活跃于市场。

当消费需求与商品供给不断扩大时，在供与求矛盾的两极之间，职业商人长袖善舞，不仅为市场的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且自身的力量不断壮大。势力雄厚的职业商人群体，蔚然形成前所未有的气象。

春秋以前的商人，多为具有某种特权的人，战国秦汉贵族商人仍不失为一支活跃的力量。例如，楚王室封君鄂君启，拥有一支庞大的商队，活跃于江淮各地。其船队多时达150艘船只，运量达1800吨，车队有50乘车辆，运量500吨。不过，作为职业商人的主体，则是在农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从齐民中分化出来的工商业者。贫富分化的加剧，使不少村社成员濒临破产。除了沦为佃农、雇农乃至债务奴隶外，他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他们很快就发现通往富裕之路的捷径，正如《货殖列传》所记载，白手起家来致富，务农不如务工，务工不如经商，缝制彩色绣花的衣服不如守着店面。与其说这是最不入流的行业，不如说是贫穷的人发迹的资本。

事实上，与其说这是捷径，不如说是大变动、大发展时代给予他们的机遇。社会需要新型的工商业来创造新的财富，活跃新的市场。于是，百姓们追求利益，就如同水往低处走，哪里都是如此。

《管子·形势解》精练地概括出了在利润驱动下商人躁动的心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一批成功的商人及其业绩之后，感慨不已。他说，在这些显著而突出的事例中，部分商人没有爵位、封地、俸禄，他们通过玩弄法律条文、为非作歹而致富，都杀人夺财，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对此他感触至深，不禁一再重复：如今存在没有俸禄、爵位和封地的人，而乐于这样的人，叫作“素封”。可见，战国秦汉的商人群体，既不是享有特权、受爵封邑的世袭贵族，或者大权在握的当朝品官吏僚，又不是作奸犯科的罪犯，而是跟随时势的发展变化，在市场中辗转奔波的平民百姓，也就是原来村社中普普通通的民。商人群体中，既有齐民中的富人，也有起于贫困而致富者。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