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夏商文明研究 解码文化发展脉络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学术报告会场。续思颖 摄

时空广阔、内容丰富——研究时段上起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下迄夏商及西周时期，空间范围以晋南为核心，北接草原、南连中原、西通甘青、东达海岱，涵盖多重时空维度；

视角新颖、成果丰硕——研究内容涉及族属、资源、聚落、技术等议题，视角涵盖考古新发现、文化谱系梳理、功能判定、技术分类等多个维度，为学界提供了诸多全新认知；

学者云集、参与广泛——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朝气蓬勃的硕博士研究生，老中青三代学者同台交流，尽显考古学界的传承与活力。

11月29日、30日，第五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在我市举行，主题为“文化、资源与技术——夏商时期 跨区域交流互动与贸易网络”。论坛期间，学者云集，专家学者聚焦行业前沿议题深入研讨，碰撞出一束束智慧火花。

探源求真，追本溯源。论坛首日，多篇学术报告汇聚了考古学前沿研究的新思考与新发现。现场不仅探讨了盐、铜、玉石等各类资源的考古密码，更触摸到了不同文化的传承脉络、古代技术的发展轨迹，以及考古研究的前沿思想。专家们围绕夏商时期晋南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展开深度研讨，从族属、资源、聚落、技术、文化、考古发现维度，解码早期文明的发展脉络与互动图景，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丰富实证。

闭幕式上，吉林大学考古研究院教授段天璟的总结发言振奋人心，他指出，“以运城为代表、以晋南盆地为核心的考古学研究，正迎来崭新的发展时代。在这片承载着夏商文明核心密码的土地上，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文明演进的研究，必将涌现出更多振奋人心的成果！”

族属溯源

——文明根脉的考古印证

从陶唐氏的文化演绎到商族文字的考证，多位学者立足文献记载，结合考古遗存，实现“从文献中来、到考古中去”的双向印证，尤其聚焦二里头、晋南及商文化的族属谜题，提供了新颖视角。

山东大学教授方辉聚焦晋南龙山晚期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通过三重关键证据构建论证体系。陶寺遗址观象台可精准观测日出确定节气，与《尚书·尧典》“观象授时”的记载高度吻合。遗址出土的朱砂陶文经解析，部分符号与“唐”字形存在演化关联，提供直接文字线索，同时，“唐”的造字本意乃正视的窑洞式建筑，从聚落形态层面印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结合相关文献与晋南夏代遗存分布，他认为，夏代晋南唐国可能为陶唐氏遗留势力，其文化面貌与夏王朝核心区域遗存差异显著，为夏商之际区域文化格局研究奠定重要基础。

河南大学教授张立东从跨学科视角出发，通过“刃朝上”玉器形态分析与古文字解读，探讨商代礼仪制度、军权象征及跨区域文化交流。通过对黎城玉戚上的图像，甲骨金文中“戚”字的刃部朝向，以及创制时代的分析，可判定甲骨文“商”字是商人在先公昭明时代迁到商地之后，特别创制的一个字。“商”字是朝上之钺和下部的几案组成的，是钺刃朝上立于几上的一个会意字，完全可以转译钺刃朝上立于几案之上的一种图像，更可以解读为一种以钺为视觉标靶的礼仪场合。斧钺在夏商周时期是指挥官的武器，之前更是唯一可能具有制式化的兵器，因此显然是最能代表军权的兵器。“商”字所会意的显然是商这个政治实体强调军权的一种礼仪，用这样的字型指称商人的都城及其政权，无疑会不断地提示大家手握军权的商王所在之地。

资源流动

——跨域网络的物质印记

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围绕资源主题展开分享，涵盖盐、玉石、动植物等资源，以及交通通道的考古研究，既坚守考古学“时空定位”的传统根基，又聚焦晋南地区资源分配、跨区域流通等关键问题，展现了考古学研究的现实关怀。

复旦大学教授秦小丽围绕夏商时期绿松石的礼仪属性与跨区域交流展开研究，指出绿松石是王室严格管控的手工业门类，彰显王权与礼制权威。二里头遗址作为绿松石分布核心地带，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器物工艺精湛，而晋南陶寺遗址与下靳遗址绿松石资源可能存在交换或贸易，凸显晋南在礼仪资源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矿源溯源显示，二里头与晋南的绿松石均源自多地多元矿源，东下冯遗址更发现新的矿源产地，其绿松石特征与遗址出土器物较为匹配。工艺演变上，黄河流域绿松石镶嵌技术从新石器晚期的简单粘贴，发展为东下冯时期与二里头一致的高精度工艺，出现与金属饰品的结合工艺，充分印证跨区域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入，勾勒出夏商时期绿松石资源的流通网络与技术传播路径。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思然针对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晋南铜料的资源流通展开科技考古研究，通过铅同位素与微量元素分析取得突破。研究发现，晋南红铜料因伴生矿产具有独特“指纹特征”，成为追溯铜料来源的关键标识，郑州相关遗址出土的铜冶炼渣与晋南中条山铜矿料特征完全吻合，证实晋南铜料已进入中原核心区域。定量分析显示，晋南铜料对中原的贡献度随时间逐步提升，从二里头阶段的稳定水平跃升至二里岗阶段的特征，且铜料来源愈发集中于中条山核心矿区。这表明二里岗下层时期晋南铜料的占比大幅提升，反映了商王朝对中条山铜矿的直接控制，为理解夏商之际的金属流通体系、聚落格局与早期国家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

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张登毅团队运用跨学科技术手段，对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葬出土的绿松石饰品进行系统溯源。通过多重技术交叉验证，该批绿松石的矿物与微量元素特征与陕西洛南绿松石矿高度吻合。结合洛南矿址已证实的夏商时期开采痕迹，团队推测绿松石的流通路线主要为“黄河通道”与“山地河谷走廊”，并形成多条具体转运路径，部分古道或为区域短途转运的重要分支。对比分析表明，晋南多个遗址出土的绿松石亦指向洛南矿源，证实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形成稳定的跨区域绿松石供给链，这一供应链的形成与维护，为夏商时期的礼制传承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物质支撑。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光辉、山东大学教授王青团队从文献、工艺、考古三线发力，系统梳理晋南盐池的早期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暗示先秦至三代盐池已成为战略资源，是早期国家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工艺演变上，盐池利用从早期的自然捞取，逐步发展为商代的“淋卤制盐”，再到后世的人工垦畦浇晒，人工干预程度不断提升，生产效率逐步提高。考古实证方面，盐湖南岸遗址发现用于制盐、运盐的陶片，器表附着盐霜痕迹，结合早期盐矿层数据，为寻找近岸开采遗存提供了坐标。团队构建的圈层分析框架，锁定了核心开采区与经销管理区，通过区域调查已发现相关遗存，推动盐池利用研究从文献推测走向考古实证，为夏商时期晋南盐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提供了路径。

复旦大学副教授董宁宁通过动物考古方法，对晋南稷山东渠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夏商时期晋南地区的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与生业经济特征。研究发现，家养动物在遗存中占绝对主导，其中羊的数量占比最高，遗址还发现疑似家马遗存，为探讨早期畜牧业发展与家畜驯化提供重要线索。屠宰年龄分析显示，羊、猪多在幼年屠宰，推测主要用于祭祀或贵族宴饮，牛则多在成年后屠宰，可能承担役用功能后再被食用。区域对比表明，不同区域的动物利用模式存在差异，部分区域与二里头遗址相似以猪为主，部分区域则以羊为主导，这种差异与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及政治互动密切相关，既反映了区域生业经济的适应性调整，也折射出中心都邑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影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魏娜以稷山东渠遗址为核心，系统探讨夏商时期晋南地区的植物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研究揭示，晋南地区延续以粟为主、黍为辅的旱作农业传统，水稻与大豆少量出现。魏娜指出，粟的主导地位与当时的干旱化气候直接相关，其耐旱、高产的特性更适应环境与人口增长需求；黍比例逐渐降低，或因其营养价值相对较低，且更多用于酿酒，遗址出土的大量酒器遗存印证了这一推测。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等高等级聚落的水稻比例明显高于低等级聚落，而晋南本地不适宜大规模种植水稻，推测存在跨区域的水稻征集机制，反映出资源分配的等级差异与跨区域资源流动。此外，遗址还出土多种植物遗存，体现了植物资源利用的多元化，为研究早期国家生业经济构成、社会分层与资源调配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庞小霞通过遗址分布图谱分析与区域考古调查，系统揭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扩展轨迹及资源运输网络。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呈现明显阶段性：早期在晋南仅少量分布，以小型聚落为主；晚期呈爆发式扩展，覆盖广大区域，出现多处大型聚落。传播路线以崤山古道为主，新增水路节点，结合水下遗址发现的相关遗存，充分印证水路在大型资源运输中的重要作用。庞小霞指出，中心向洛阳盆地的转移，到周代洛阳盆地成为天下之中，居中治理天下，二里头是关键阶段，二里头国家在四方的地域扩张和资源获取中处理二里头都邑与周边不同区域的关系，有直接派驻、有贡赋贸易，不断丰富其国家治理的内涵和方式，实际这也正是二里头国家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翟少冬基于马家窑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聚焦齐家文化时期的玉制品展开系统研究，揭示早期玉器生产与资源流通的重要特征。研究发现，这批玉制品多为带切割痕迹的边角料，部分残留加工痕迹，证实马家窑遗址存在本土玉器生产活动。为追溯玉料来源，团队综合运用多学科手段，最终锁定距遗址不远的马衔山玉矿为主要原料来源，两地玉料特征高度吻合，且该玉矿已发现齐家文化时期的开采痕迹。结合相关聚落遗存，翟少冬提出玉料的转运模型，即玉料从矿山开采后，经水运至下游聚落，再通过贸易网络转运至马家窑遗址。此外，一件蛇纹石玉制品的特征与外地玉矿较为相似，证实马家窑文化的资源网络已跨越流域界限，与周边区域存在跨区域交流，展现了早期文明资源网络的广阔覆盖范围。

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李世豪在导师指导下，运用GIS分析方法，结合考古发现，系统梳理二里头文化时期洛阳盆地北向交通网络的布局与演变。研究揭示，晋南和洛阳盆地之间连山阻断大河横亘的地形，造成了两地交通不畅的原生状态。龙山时期的考古现象也正与这种自然景观相呼应：晋南龙山文化因素多见于和其天然连通的关中和三门峡地区，洛阳盆地仅在西吕庙等个别遗址见有零星的晋南因素，同时期洛阳盆地对晋南的影响则更是微弱。但晋南曾是人口最稠密之地，龙山时代之后成为“夏墟”所在，与晋南建立物理空间的关联，有助于巩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新兴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洛阳盆地拥有军事防御、农业耕种等天然优势，但矿产资源缺乏，晋南是黄河中游资源丰厚的区域，是二里头所需战略资源的关键所在。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华坤在导师指导下，针对河南省叶县余庄遗址出土的石器制品展开系统研究，揭示河南龙山时期核心聚落的石器制作技术与资源利用策略。叶县余庄遗址是河南龙山时期的大型环壕聚落，属中原腹地的中心聚落，存在明显社会分层。研究发现，石器制作遵循“就地取材”的资源利用策略，原料源自周边山地，通过短途运输至遗址加工。从器物类型来看，石镞占比较高，其中三棱形石镞设计精巧、穿透力强，且存在标准化生产趋势，反映专业化的石器制作水平。石镞破损率较高，前锋和铤部是主要破损部位。石器制作包含常规流程与残器改制两种方式，残器改制体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高等级墓葬随葬的石钺制作精美，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部分石器采用外来石料制作，印证遗址为南北文化交流枢纽，为研究早期礼制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素材。

聚落形态

——文明演进的空间载体

学者将聚落形态、性质判定与墓葬遗存相结合，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提出了诸多耳目一新的观点。

河南大学副教授贺俊聚焦二里头文化中小型城邑的功能与演变，构建起早期国家城邑体系的研究框架。二里头文化中小型城邑多为具备圈围设施的聚落，按规模分为中型与小型两类，功能涵盖行政、军事、手工业、资源转运等多个维度。研究发现，这些城邑多集中兴起于二里头三期，是二里头文化扩张的结果。军事型城邑多分布在文化交界地带，城墙厚实且设有防御设施，主要应对区域冲突。经济型城邑集中于稀缺资源产地周边，出土大量手工业作坊遗存，专注于礼制所需资源的开采与加工。行政型城邑则位于交通枢纽地带，出土的礼器等遗存体现其管理职能，是早期国家实施区域治理的重要节点。城邑的衰落主要与二里头末期的历史变革相关，多数被商夷联盟取代，部分因内部礼制与经济结构变动而废弃，生动反映了中心都邑与周边聚落的动态关系。

山西大学副教授祁冰引入空间成本分析方法，系统研究运城盆地东部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与演变规律。研究发现，聚落对河流交通的依赖程度持续增强，从龙山时期的距河较远，到二里头时期集中于河岸阶地，河流既提供水源，更承担资源运输功能。聚落层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从龙山时期的三级结构，在二里头时期转变，反映区域权力结构的重构。资源运输路线也出现明显调整，从龙山时期的北线南移至二里头时期的中条山西侧，并向豫西延伸，与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域形成直接联系。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在该区域的开发带有明确的政治经济目的，主要围绕盐、铜等核心资源的控制与运输展开。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塑造了聚落格局的演变，为理解早期区域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张华贞通过大规模勘探与发掘，系统揭示瓦店遗址的聚落布局与文明特征。瓦店遗址是龙山晚期中原腹地的大型都邑，布局呈现“适应自然、统一布局”的特征，通过人工壕沟与天然河流划分出三大功能区。中部为祭祀场所，反映隆重的祭祀礼仪。东部为居址区，发现高等级墓葬，随葬品融合多元文化因素；西部为手工业生产区，发现石器制作操作台、陶窑等遗迹，显示专业化生产水平。文化面貌以本地文化类型为主体，同时融合多种外来文化因素，体现了中原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融合。区域调查显示，瓦店周边分布着多处卫星聚落，共同构成以瓦店为核心的聚落群，形成层级分明的聚落体系，彰显了早期国家的空间控制形态与社会复杂化程度。

技术革新

——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

聚焦技术，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现场专家开展了技术复原与传承研究，为解读古代手工业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一哲从建筑技术视角，深度解析陶寺遗址FJT3夯土基址的技术成就与文明内涵。该基址作为陶寺遗址的核心建筑之一，在地基处理与结构设计上展现高超水平。采用“人工换填地基处理技术”，挖掘基坑后分版块夯筑，将基坑填满，形成双层地基体系，针对湿陷性黄土构建有效隔水层，可避免建筑损毁。基础设计融合独立基础、条形基础与筏板基础雏形，通过扩大基底面积增强承载力，适应大型建筑需求。材料应用上体现精细化思维，柱洞周围填塞红烧土保护木柱，垫层则避免使用红烧土，展现差异化材料应用的整体性考量。这些建筑技术是多元文化技术的融合创新，反映出陶寺对文化资源的整合能力，其技术理念与工艺为后世土木建筑基础技术奠定重要方向，是早期文明技术进步的集中体现。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崔俊俊系统梳理晋南地区已发现的夏商时期陶窑，构建起该时期制陶技术的演变脉络。研究发现，夏商时期晋南陶窑以竖穴窑为主要形制，逐步取代新石器时代的横穴窑，形成完整结构体系。从技术参数来看，窑室直径与火眼数量呈明显线性关系。有无窑柱是该时期陶窑的重要技术选择，而非时代早晚的标志，两种类型陶窑并存，反映技术的区域多样性。夏商时期晋南陶窑属升焰窑体系，核心技术变革在于提升热效率，但仍面临温度控制精度不足的难题。竖穴窑的兴起可能受到跨区域技术影响，体现了技术交流与传播。陶窑技术的发展成熟，反映了当时制陶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为夏商时期陶器的规模化生产与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文化互动

——多元一体的文明脉络

学术报告现场，多篇报告深入梳理区域文化脉络，探讨谱系背后的社会人群互动，厘清了不同文化的传承与交融关系。

吉林大学教授段天璟提出二里头文化“排他式”特征的核心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作为强势文明，侵入区域后往往形成“一花独放”的主导格局，其扩张模式兼具“殖民”与“融合”双重属性。这一特征在中条山南北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条山以南的垣曲盆地，二里头文化取代了三里桥文化，割裂了本地的文化传统，彻底改变了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然而，在中条山以北，三里桥文化的后裔并没有消亡，而在受到二里头文化强烈影响而催生出来的东下冯文化中传承了下来。江汉平原地区亦有类似现象，二里头文化侵入后主导了当地文化发展，盘龙城遗址出土器物融合多元文化特征。二里头文化扩张的核心动因与资源攫取密切相关，无论是中条山地区的铜、盐资源，还是江汉平原的绿松石资源，都是二里头文明发展的战略需求，对资源的需求和气候环境的变化，成为二里头文化的“排他式”殖民扩张的背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贾一凡从墓葬发现、墓地布局、随葬品组合、葬具与殉人四个维度，系统对比中原与晋南龙山时期的丧葬文化，揭示两地文明发展的差异化路径。考古数据显示，两地墓葬数量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丧葬习俗的不同。墓地布局方面，中原高等级墓葬排列规整，晋南遗址墓地分区更明确，规划性更强，显示更成熟的墓地管理制度。随葬品组合上，中原高等级墓葬酒器占比高，存在成组礼器，彰显“重礼”特征。晋南高等级墓葬器物类型均衡，纹饰精美。殉人制度方面，中原殉人数量与墓葬等级直接相关，晋南殉人多寡与等级无明显关联，且存在活埋现象，反映独特的社会观念。两地仰韶时期同属一个文化区，庙底沟二期后开始分野，这些差异化特征为二里头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魏曙光聚焦冀南地区夏商时期遗存，梳理出该区域文化发展的三阶段演进脉络，揭示其在早期青铜文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晚夏至早商时期冀南地区是漳河型遗存的分布范围，三角形铜刀是该文化进入青铜文化的标志，也是其文化内涵之一，存在自己生产的可能性；中商时期冀南地区全面为商文化占据，形成台西与赵窑两个中心都邑，都有大型的青铜墓葬发现，甚至不逊色于商王都，或有铜器生产的能力；晚商时期冀南的邯郸属于大邑商的外围，承担守卫王都的责任。有较为密集的青铜器墓葬发现，遗址一般规模不大，墓葬随葬品等级不高，但是墓葬规制却较大，或反映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冀南地区夏商时期青铜器的发展演进，展示了从区域文化独立到逐渐纳入中原王朝统治范围的历史进程。

西北大学教授豆海锋以黄土高原“西土”区域为核心，梳理出晚商时期三阶段文化演变与人群互动轨迹。早商时期，商文化沿黄河两岸形成对黄土高原的弧形包围带，与高原土著人群呈对峙态势。殷墟一期后格局颠覆，关中出现典型商文化遗存，陕北李家崖文化兴起，晋南商文化逐渐被融合商与土著因素的混合遗存取代。殷墟中晚期至商末周初，高原文化持续南下，周人整合区域资源与人群，形成“周文化聚合体”，构建起与商王朝对峙的政治势力，重现类似早商的区域管控模式，清晰展现了晚商时期“西土”区域复杂的人群流动与文化交融。

考古发现

——考古实证的历史图层

来自湖北、河南、山西的三项新发现展示，均以核心课题和学术问题为导向，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彰显了“考古源于田野、认知升华于田野”的学科本质。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盛伟及团队对毛家咀遗址展开系统考古发掘，揭开了盘龙城衰落后南方区域文化中心的神秘面纱。经确认，毛家咀遗址为大型城址，城墙始建不晚于殷墟三期，主体年代为殷墟晚期至周初。城址布局规整，功能分区明确，出土器物组合兼具地方特征与中原风格，还发现漆器、木器等罕见有机质文物，其中一件保存完好的漆木豆工艺精湛，展现了高超的手工业水平。陶器生产体系具有独立性，采用本地黏土烧制，纹饰与器形具鲜明地方特色。建筑则充分适应南方多水环境，采用干栏式结构与隔水设计，体现了对本地自然环境的精准适应。盛伟指出，该城址属商文化系统且以地方因素为主，其兴起填补了盘龙城衰落后南方区域文化中心的空缺，衰落则与周人势力南下取代商文化影响的历史进程相关，为探讨商周变革对南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核心实物资料。

湖北大学教授魏继印的研究揭示，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文化序列分为三期：一期属王湾三期文化，二期为新砦二期典型遗存，三期与二里头文化紧密关联。核心研究结果显示，新砦二、三期文化呈顺次序延续关系，三期出现近似二里头风格的器物，且年代早于典型二里头一期，据此提出“新砦文化”概念。二里头文化花边罐的起源与新砦文化同东龙山文化交流相关，部分器物特征还反映出中原与西北的文化互动。经碳十四测年及地层验证，新砦三期对应二里头一期早段至二期早段，为两者的文化过渡提供了关键依据。随着二里头中心聚落崛起，新砦遗址代表性遗存逐渐减少，其区域核心地位发生结构性变化，为夏代早期文化演进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

吉林大学副教授林森通过夏县辕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勾勒出商周之际本地土著人群的活动图景。该遗址濒临运城盐湖，夏商时期文化堆积丰厚，晚商至西周初年的房址布局规整，出土的外框为古文字“亞生”族徽红褐色陶片为判定人群族属提供直接线索，对于研究中央王朝与晋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祭祀遗存中发现多种牲畜及人牲骨架，排列有序，反映严格的祭祀礼仪；高等级墓葬棺底铺朱砂、设有腰坑，体现鲜明的等级礼制。林森指出，遗址未见冶金遗存，经济形态侧重资源转运与贸易，陶器组合具浓厚地方特色，推测其可能是商代“唐”族的核心聚落。该遗址的衰落或与周公灭唐、叔虞封晋的政治变动时期接近，为研究商周之际的政治格局更迭与人群迁徙提供了鲜活实物案例。

记者 游映霞 实习生 续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