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写字作书

夏县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梁启超”雕塑 记者 刘亚 摄

梁启超，清朝光绪年间举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著有《饮冰室文集》等。

清代中晚期也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复兴期，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给以馆阁体为主流的书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特别是阮元、包世臣、张裕钊、康有为等人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使碑学盛行。儿时的梁启超为求功名自然不能免俗，对欧阳询、“二王”一路的书法着实下过一番苦功。待有一次他在粤秀山“三君祠”看到陶浚宣写的一副魏碑对联后，顿时被这一全新的书风所吸引，便萌发了追陶习碑的念头。但由于那时他年纪尚小，功力不逮，故而对魏碑、隶书等虽有接触而终难深入。一直到他18岁那年，经同窗陈千秋引荐，拜在康有为门下，学识、书艺方有大进。

梁启超第一次系统研习书法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他在日本一住就十多年，常抽余暇“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深入学习了《张猛龙碑》等北魏刻石。梁启超归国后，虽即刻卷入了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之中而无暇游艺作乐，但却未放弃书法。这一时期，除治事之外，多以作书自娱。他曾写信请朋友代购《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兰亭序》等十几种汉魏碑帖，并从《礼器碑》入手学习隶书。心情好时，每天三四小时见客做事，三四小时写文章，其余时间全用来练字，且无丝毫厌倦之意；心情不佳时，如1916年的夏天由于在政治上举棋不定，一向下笔千言的他竟至写文章也无精神，此时写字作书便成了定神定心的妙法，且比以前更加勤奋，“一天常尽二十纸”。（《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