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杨情缘

我与北杨的情缘，还得从老父亲说起。他老人家1921年出生于荣河县北杨故里。

荣河县城最早是在黄河岸边的宝鼎村。后黄河水东泛，将县城淹了，才不得不东迁坡上冯村，也就是现在的荣河镇。尽管县城早已迁走，但当地老百姓还习惯称宝鼎村为“老城”。出了老城东门便是一道长坡，因坡上建有一座古寺庙，人们便把此坡称为“寺坡”。上了寺坡，便是北杨村。

北杨村历史上有崇尚读书的良好风尚，出了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是当地有名的文脉村。“出东门，上寺坡，北杨秀才比驴多。”在这句古老的民谣中，虽说用了有失大雅的词句，但从中可以看出北杨村历史上确实是人才辈出。后来，人们又对北杨村有了新的总结：“站在村中四面看，举人进士翰林院，副贡岁贡人七个，五届拔贡六十载，文武秀才百余人，光宗耀祖二百年。”是不是更显具体、更具有说服力了？

父亲出生在北杨，应该说是一种荣耀了。但父亲对于身世，不知何故，却从未向我们提起过，我想这其中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关于老父亲的童年时代，我还是从庙前村他孩提时候一位贾姓的小伙伴口中知道了一些。

父亲原本姓武。武氏家族在北杨村可谓名门望族。父亲祖上经商，主要经营粮食买卖。家里最早经营粮食买卖的总字号设在陕西省三原县，买卖鼎盛时期分号一直西扩到宝鸡和甘肃天水一带。

流年似水，沧海桑田，风水轮流转。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延续到祖父这一辈，家道开始败落，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他甚至将妻儿抛在北杨村老家不管了。祖母和父亲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生活没有着落。为了生计，祖母不得不另寻出路改嫁了。男方家里有一个和父亲年龄不相上下的儿子，两个男孩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发生口角。倔强的父亲不愿意寄人篱下看别人眉高眼低，年仅七八岁便愤然离家出走。不！不能说是离家出走，因为他已无家可归，何谈离家出走？确切讲是离开祖母独自谋生，四处漂泊。

出荣河县城西门，下一道长坡便是古老的黄河。在黄河岸边建有一座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后土娘娘庙，堪称中国后土庙之最。常年四季，前来祈福进香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庙前黄河岸边有渡口，不论是顺水漂流的货船，还是东西摆渡的渡船，经常在此停泊。后土庙前是一条商业街道，人们称之为“庙前街”。庙前街两旁商店鳞次栉比，街道上的行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在中国，许多大的庙宇在大殿前都建有戏台，也有为数不多建有两座舞台的，人们称之为“对台”。但这里在后土娘娘大殿前同时建有三座舞台，在全国也实属罕见。每年农历三月十八逢庙会，三座戏台同时开唱，参演剧团都要拿出看家戏，每位演员都会使出自己的拿手绝技。精彩绝伦的演出，吸引来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赶庙会、看大戏，庙前街可谓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年幼的父亲流落在庙前街头，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白昼迎浪餐风，在渡船上给人家装船卸货，晚夜独自栖身于后土娘娘庙里。遇到阴天下雨没有活干的时候，只好给人家小吃店洗盘子刷碗，混得一点残羹剩饭。父亲年将成丁，时遇军阀混战、民生涂炭，迫于生计，匹夫报国，慨然从军，曾激战于抗日前线，苦斗于解放战场，在解放甘肃天水的战斗中不幸负伤，荣归故里。

父亲十多年戎马生涯，居无定所，荣归故里后已过婚配年龄，无奈在亲朋撮合下，入赘到安昌村。

父母婚后义重情深，苦乐与共，勤奋耕作，孝养高堂，养儿育女，和睦邻里。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3年，母亲不幸突染沉疴，百医无效。父亲之命，何至于苦涩如是：少年即失父爱母护，中年又痛别发妻。四月襁褓之弟，嗷嗷待哺；九岁体弱之姐，需加温恤。是年，我方三岁，怅然失恃，苍天不悯。安昌祖父母年高多病，终日相对涕零。此时的父亲，上需孝敬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下需抚养皆幼的儿女，真的是痛心疾首，苦不堪言。为高堂、为儿女，他身兼数责，弦不再续，凄然独处，进退如仪，如此者四十春秋，直至把祖父母养老送终，把我们姐弟仨拉扯成人。父亲于苦中挣扎之际，出任安昌贫协主任，仗义执言，一心为公，调剑拔弩张之衅，化干戈为玉帛；解妻离子散之隙，使破镜得重圆。

依稀记得我七八岁时，秋庄稼已播种完，父亲领上我和弟弟回过一次他的原籍北杨故里去看望生父。

在北杨村南巷西侧有一条很窄的小胡同，胡同最多有两米宽，祖父家就在小胡同中段北边那座院落。院落好像是四合院基，只有南厢房和上房，没有门房和北厢房。

我和弟弟顺着窄胡同往西出了村子，站在村边往西俯瞰，坡下的村子沿黄河东岸一字排列，密度很大，村与村几乎相连，房舍密密麻麻就像蚕卵一般无序而卧。再往远眺，如带的黄河尽收眼底，河水在橘红的夕阳照耀下波光粼粼，给人一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顺着窄胡同往东是一条较宽的大巷，称为南巷。南巷的东侧，也就是出了窄胡同往北一点的斜对面，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听说这座石牌坊，是北杨村武氏家族五门族人所建。我久久地、久久地徘徊在石牌坊下，时而凝思，时而静观，通过时空一下子把我带到几百年前……我仿佛从石牌坊看到了武氏先祖们昔日的成就和辉煌。

出了窄胡同往南有一眼深井，井的深度是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坡下黄河岸边的孩子所未曾见过的。安昌村的井深超不过20米。常言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十一二岁时就独自挑上铁皮水桶到井上绞水、担水。有次，不小心把水桶掉进井里。村里的井都盖有井厦，井厦里光线较暗，捞桶时需要两面镜子，一面镜子在太阳地把阳光反射到井口的镜子上，井口的镜子再把太阳光折到井底，然后把我捆绑在井绳末端，用辘轳把我放到井里打捞水桶。北杨村的井深百十来米，井台高出地面有一二尺，井台旁边还有长方形的石槽，石槽比水桶稍高一点。井台上有一座安装辘轳的井架，辘轳正对着井口，辘轳弯曲的铁绞手把，比我们坡下沿河村庄的辘轳把长得多，可容三四个人共同摇绞。铁辘轳把与人手长期摩擦，在阳光的照耀下明光锃亮。绞水的井绳据说有200多米，井绳的两头各拴绑一个木桶，绞水时有水的桶和空桶一上一下交替进行。这木桶呈锥形，便于桶到井底接触水面后立即倾倒灌水，坡上的人好像称这种桶叫“柳罐”。绞上来的水立即被倒入石槽，再从石槽流入接在下面的水桶。我小心翼翼来到井边，低头朝井底探看，黑咕隆咚的一眼望不到底。故乡方言把凿井叫“打井”，我不知道如此深井在打井的过程中遇到塌方该怎么办？到了一定深度下面是否还有空气？当年没有电灯照明，井下能见度如此之低人们该如何劳作？桶万一掉进井里又当如何打捞？这一连串的问号一时让我感到心累，又不由联想到当年凿井的不易。饮水思源，后辈吃水的人绝不能忘记先祖的付出和凿井人的艰辛。

饮用井水对于地处坡上的北杨人来说是件非常奢华的事情，因为井太深，绞一桶井水委实不易！所以坡上人一般情况下是不吃井水的，平时吃的都是泊池水。

坡上的村庄，每个村子都在村子的中央低洼处挖有池泊。池泊的大小、数量，是根据村子大小和人口多少而定的。池泊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饮水池泊，另一种是洗衣池泊。水的来源主要靠天雨，每逢下雨，大街小巷的雨水携带杂七杂八的枯枝烂叶，甚至动物的排泄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村子中央的池泊，必须经过沉淀方可饮用。

从南巷深井处往北一百来米便是一个大池泊，我不知是洗衣的还是饮水的。只看见里面的水已抽干，底部的淤泥也清理干净了，铺垫了一层二三十厘米黏性极大、密度极高的陆土夯实，然后再铺垫、再夯实，直到池底瓷光板硬不渗漏水为止。我当时把它称之为修池或补池，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坡上的人们给“修池”起了一个比较雅致的名称，把它称之为“韧池”。说“修池”也好，叫“韧池”也罢，当时那种宏大的场面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震撼。

对于一个村庄而言，不论是挖新还是韧老，在当时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机械化程度还相当落后，既没有打夯机，也没有碾压机，韧池只能采用原始的打夯方式。

打夯的主要工具是“创”。“创”有大小不同三人型和四人型之分。三人型“创”，是在大约15厘米粗、1.5米高的圆木下方套上约20斤的铸铁“创”头，“创”身有三根等距离的“创”手以及三根等距离的“创”扶。劳作时，右手提“创”手，左手扶“创”扶，三人同时用力，不歪不斜，一“创”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坑。三人型的“创”比较轻，也就是二三十斤重；四人“创”与三人“创”相比较就重了很多，是在一根不到一米高的树桩分十字嵌进四根“创”手，“创”头镶嵌有四五十斤重的方形平底黑青石。一般是三人“创”在前面排砸，四人“创”在后面压平。

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看见池泊周围彩旗猎猎，下面人山人海，旁边看热闹的老人小孩人头攒动，很有气壮山河的意思。

一二百人，几十杆“创”同时工作，为了步调一致，劲往一处使，专门让一位嗓门洪亮、词汇丰富又具有相当指挥能力的长者出任指挥。人们把他叫“创人”。“创人”就像战场上严阵以待的指挥员，脖子上挂一只小哨，右手执一铁皮喇叭。开“创”时，只听见“创人”一声长长的哨响，刚才还乱哄哄的工地顿时便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哨声就是命令，“创手”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严阵以待。“创人”对着喇叭筒一声令下“起创了”，众人齐和“嘿呦！”“起了窝呦，嘿呦！”“往前挪呀，唉嘿呦！”“齐使劲呀，嘿呦！”“小心脚呀，哎嘿呦！”“创抬高呀，嘿呦！”“使劲地砸呀，哎嘿呦！”“谁不用劲呀，嘿呦！”“砸谁的脚呀，哎嘿呦！”“砸了脚呀，嘿呦！”“受恓惶呀，唉嘿呦！”……几百人联合发出的那种原始的、豪放的、拼了命的“嘿哟”声直冲云霄，几十杆“创”同时砸下让大地也颤动不已。这“嘿呦”的号子声和落“创”的震颤感，酣畅淋漓地合奏了一曲“韧池”交响乐或者说是大合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在当下，最时髦、使用最多的词汇恐怕是“文化”，吃个饭要称“食文化”，喝口茶还要称“茶文化”，对于这撼天动地的“韧池”，我姑且把它称之为“韧池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历史的前进，这个“韧池文化”将会渐行渐远，走向消亡。每每想起儿时在北杨观瞻的“韧池”场景，一种对“韧池文化”的眷恋之情便油然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已到当时的晋南专署所在地临汾工作了。有一次，我到临汾发电厂采访，认识了在电厂工作的北杨籍人士黄进才，便以北杨村为纽带，认了这门老乡，从此后来往甚是频繁。每逢他回北杨故里探亲，我总要给祖父买点糕点等吃食托他捎回。前些时，才知道，黄进才已过世多年了。

流年似水，光阴荏苒，弹指间我已阔别故乡将近60年。6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把北杨想念，因为北杨这块热土与我有着永远割不舍、剪不断的缘。

（张先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