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城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王威廉

如果说关帝庙、飞云楼和后土祠都是为信仰而建造的，那么李家大院则为我们提供了能够近距离目睹的过去生活。

运城万荣县的李家大院与晋中市祁县的乔家大院、灵石县的王家大院并称为“晋商三蒂莲”，有“乔家看名，王家看院，李家看善”之说。

我确实看到了满墙的“善”字。

这就是李家大院著名的“百善壁”，不同字体书写着365个“善”字，意味着日行一善，不能一日不行善。一百个“福”字聚在一起很常见，而一百个“善”字聚在一起实属难得。因为“福”字是给自己的，而“善”字是给别人的。

李家大院创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二百余年，青砖高墙，颇有“层峦叠嶂”之感，现存院落11组、房屋146间，犹如城堡，但是它并没有围墙，它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敞开着，同乡之人可以随意出入。当然，当年也有巡逻队，防止有人干坏事。即便如此，这种敞开也是极为难得的。中国人似乎不大有安全感，喜欢高墙深院，将自己隐藏起来，尤其是有权有钱之人。李家能够做到这点，与他们行善的生活观念息息相关。

李家赚钱并不容易，李氏刚刚迁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以农业为立家之本，但兼营小手工业，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积攒，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家道才逐渐殷实起来。到了李文炳这一代，他跟两个兄弟都很有经商头脑，才开始真正弃农经商。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然后，他们就跟其他晋商的发家史相似，开始不断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生意遍及全国15个省市、40多个县，共计100多个店铺，总资产数百万银元，一度成为晋南首富。同行的许多写作的朋友感叹道，这段历史足够撑得起一部故事精彩的长篇小说或电视剧。

正因为这种发家创业的不容易吧，他们给人一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形象。

中国人是容易仇富的，觉得“为富不仁”。这种观念当然是成见，但这种成见是如何形成的呢？试想一下，在一个农耕为主的社会，人们匍匐在土地上劳作，首先面对的外界并非商业而是权力。当权力丧失监管后，索取变得越来越无度，直至把农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本身都拿走，大多数人只能在属于极少数人的土地上终日劳作保持最低限度的存活，那么，大多数人对于财富的印象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通过商业与其他生产方式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他们看来，财富是恒定的，如果自己的少了，那肯定是有的人多了，而有的人多了，肯定是造成自己穷困的原因。这是一个封闭系统内部的可怕思维，就是这种思维酝酿了可怕的仇富现象。

传统的“宅兹中国”的区域——从关中、河东到河洛，这片土地不可谓不肥沃，但并非最肥沃的，尤其比起此后江南、岭南等地稻米一年三熟，简直显得贫瘠了。清朝学者任启运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这也是为什么自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南方。不过，要往源头之处追溯，却正是因为这片区域处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自然物产属于不多不少的程度，这里的人们才能一边靠采集与捕猎活下来，一边为了改善生活尤其是度过突如其来的饥馑灾年，费尽心血去种植农作物。是他们创造了最早的农业。自然资源过于贫瘠的地方，完全没可能诞生农业；自然资源过于丰富的地方，则让人失去创造的动力。众所周知，非洲的自然物产是最丰富的，食物唾手可得，那谁还费劲的去研究和种植作物呢？

但是，另一方面，农业在中原大地上已经不仅仅是农耕及其生活方式，更是变成了一种崇拜与信仰。土地也代表了一种最高的价值标准，不符合土地原则的事物一定会被当成异类。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很早就明白，事物总是在变化当中的，从《易经》到《道德经》，都记录了他们的智慧。但他们也看到了变化背后的不变，那就是天道。天道虽然冠名是天，但实际上，天道遵循的是一种稳定不变的大地原则。

在河东大地上，其漫长的历史对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既为历史的遗存感到骄傲，又被历史符号的阴影所缠绕。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家较早洞悉了这种“大地原则”的本质，他们把姿态放得很低，让财富能够惠及那些匍匐在土地上的人，让他们理解财富也有仁的一面。

他们在灾年必会赈济，弄到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他们一定要做到与民众共渡难关，这样民众才没有丝毫怨言。正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用商业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比如他们雇佣村民造房，提供较好的食宿，并故意延长工期，同时尊重工匠们的建议，鼓励工匠们放手去做。这样一来，人们对李家的财富不再仇视，因为他们不但分享了更多的利益，而且得到了更多的尊严。

这就是商业之“仁”，不仅仅是利益，还有尊严。尊严意味着买卖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利益的交换上也是对等的。它改变了那种在封闭的系统中你抢我夺的零和关系。

我们不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李家大院的“善”，要比字面上的“做好人好事”要更加富有深层的文化内涵。

这种“善”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与守则。

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晋商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群体虽然产生了一些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但整个群体的超低成功率以及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是过惯了普通农耕生活的人一点也不向往的。一般都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去“走西口”。想想民歌《走西口》的曲调和歌词是多么悲怆！

出了“西口”，是自然环境更加恶劣的地带，但获得了封闭系统之外的可能性。一来，关外地广人稀，少数民族善于放牧不善耕种，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开垦，至少可以续命；二来，与边地民族进行贸易，可以将各种物资带回中原进行销售；三来，能够在边境寻找与军队接触的机会，从而获得政府的大项目。第一条路只可糊口，第二条路考验商业才华，第三条路则要有文韬武略，更得天赐良机。

清代，内地对蒙地贸易的最大商号“大盛魁”便是第三条路的鲜明代表。在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军队深入漠北，在这些无人区运粮十分艰难，便准许商人随军贸易。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这三个人抓住机遇，买卖公道，服务周到，在重要关隘设立商号，从小本生意人一跃成为大商人，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资本雄极一时。他们号称自己的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银路。

可这样的契机千载难逢。

许多“走西口”创业失败的山西人，他们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宁愿流落四方，也不愿意回家丢脸。

真不知道民间有过多少人间悲剧，让亲人再也等不到远行的游子。

而李家的稳扎稳打就显得比较稳妥，他们发家主要是以第二条路为主。

李文炳是个很仁义的大哥，他不着眼于小我，而是着眼于家族的整体经营情况。当商业规模到一定份上后，他把较好的店铺给弟弟们经营，而自己不惜负债，揽下了那些不好做的亏本生意。在剥离了不良资产之后，李家的生意开始腾飞。

李文炳的弟弟李文阶、李文蔚兄弟俩先是在闫景村成立了“敬信义”商号，不久，他们又在不远的解州关帝庙附近成立了“敬信义”分号。

我们已经知道，解州关帝庙是中国所有关帝庙的祖庙，在这附近成立商号，里边的象征价值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敬信义”商号生意不断扩大，分号逐渐遍布西北。它开始实行股份制，股东六份，人力股四份。由于增设了人力股，使得各地掌柜以店为家，生意更加红火。

1914年，李家后人李道行在英国留学后，携英国夫人麦克蒂伦回到中国家乡。老百姓知道李家娶了个外国媳妇，都来看热闹，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麦氏一下车，看到丈夫的父亲李敬修早已等候在这里，便激动地走上前，行了个欧式吻面礼，这让传统保守的村民们顿时震惊和哗然了。李敬修惊恐万分，难以自容，抬手就扇了麦克蒂伦一个耳光。

这场盛大的迎亲仪式就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中以闹剧收场了。

但在接下来的婚后生活中，李家对麦克蒂伦是相当溺爱的。为了缓解她的思乡之情，专门为她建造了哥特式风格的闺房，这让李家大院与传统中国民居不同了，它兼顾了中西两种风格，其背后的文化理念便也被悄悄拨动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仅仅七年后，可怜的麦克蒂伦即病死在这大院里。

李家的商业王国也与时代国运息息相关。

民国时候，阎锡山动员山西各地捐资兴建公路，李家代表万泉县西片、南片共36个村庄，以每村1000块银元标准，共捐大洋36000块。这可是一笔巨款，附近的公路一年后就完工了。但几年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李家生意开始大规模衰败，直至停滞。新中国成立后，李家大院还一度成为学校校址。

但无论如何，这座阔大的院落保存下来了。包括墙上的砖雕花纹，大部分都完好如初。这得益于村民们的悉心呵护，他们用淤泥将那些花纹掩盖起来，一直等到历史的潮水风平浪静之后，那些干燥的泥土被粗糙的手指刮掉，墙面上美丽的雕刻、花纹与文字重新敞露在天空之下。

这是一个极为戏剧性的隐喻时刻：在这个地方，你以为你告别了农业，用商业吸纳了海量的财富，实际上，却依然在土地的庇护之中。土地令人匍匐，却也能够成为某种松软模糊的外壳，让人隐蔽其中，避过风浪。

我走在李家大院的巷子里，时时被某样东西吸引，等回过神来，朋友们已经走远了。我忽然感到自己会迷失在这座大院里。

坦率地说，这样的古典大院对当代人来说，跟公园无异。人们来了，看看，然后感叹几句，就匆匆离去。很少有人能够隐藏在大院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就像百年前的人那样，把心定在这里。今天，几乎无人认真想象一下在这里生活会是怎样的体验。那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觉得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但实际上不足百年；而中国人以那样一种生活方式至少已经度过了千年、万年的时光。

没错，那种生活方式的核心便是与土地唇齿相依，人们从土地里汲取着越来越多的能量，然后越来越努力地生活，试图在大地上留下自己生活过的印迹。

李家大院是李家生活过的印迹吗？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一瞬间，尤其是离开时回眸的一瞬，我觉得那像是一个海螺标本，它活着的部分已经永远遗失了。

不过，转念一想，那院落终究构成了一种生活的秩序。

在运城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从关帝庙到高跷走兽表演，从中发现了那种潜在的文化人格与生命激情。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片文化积存丰厚的土地上，让我又有了一次比照性的发现。

在这千年大地上，不仅有地上的院落，还有地下的院落。

地上的院落是李家大院，地下的院落是稷山县马村砖雕墓。目前在马村共发现了14座墓葬，已发掘9座，现有5座对外开放。墓葬的时间为宋、金时代。墓主段氏家族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药膳世家。据记载，其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还受到过宋太祖赵匡胤的赞赏。但蒙古军队征服中原后，段氏家族不愿为异族医治，便逐渐没落。

这一幕，与李氏家族何其相似！

大热的天，钻进墓道的瞬间就冷寂下来。墓室的门很矮小，几乎要半蹲着方可进入。但进去之后，又豁然开朗，犹如走进一个神秘的房间。

这个墓葬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其不用棺椁。他们将失去生命的身体直接躺放在房间的砖床上，这房间就是他们的棺椁。

不过这也不意外，因为房间的砖雕内容特别精彩，几乎复刻了当时的生活世界，墓主人的身体躺放在这里，象征性地融入其中。

墓室方砖上刻着段氏家族秘传的《贯通食补汤方》和《贯通宴锅汤方》。方砖侧面还刻着“孝养家，食养生，戏养神”。

果然，在四壁的砖上雕刻着主人生前看戏的场景。

男女主人分别坐在桌子两旁宴饮，观赏着舞台上的演出。侍者站在左右，随时听候吩咐。桌上食物丰盛，周围的摆设也一应俱全。这叫“开芳宴”，展示夫妻感情之好，生活之富足，在那个时代的很多墓葬中都有表现。

古人事死如事生，在他们眼中，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换了空间继续生活，而且是记忆中和想象里最好的生活方式。

墓葬中有墓记，其中这样写道：“夫天生万物，至灵者人也，贵贱贤愚而各异，生死轮回止……修此穴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

谁能想到，千年以后，这隐秘于地下的房间又重新跟地面上的空间接续在一起，还要被无数陌生的目光所打量和审视。

但说来也奇怪，基本上像样的古代墓葬当中都有关于主人方方面面的记述。当然，最初的动机是为了给地下的不可知的鬼怪看。可这件事是矛盾重重的：既然事死如事生，在地下还能过着跟地面上一样的日子，那需要文字记载便是多余的，因此，需要文字记载，便意味着古人并不完全相信地下的生活。

这样一来，墓志铭的功能便显露出来了。

首先，古人认为在经历生死之后，记忆会丢失，那么墓志铭有助于让死后的自己想起自己是谁，然后就能与自己死去的先人和亲朋会合。在古人的想象中，阴曹地府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份，也有可能在地府里找到对应的位置。

其次，墓志铭是对墓主一生的总结，它是对人生价值的最高肯定。故而，很多墓志铭都是墓主亲自参与，不惜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化。如果墓主是匆匆而亡，没来得及参与，亲人也会用墓志铭的方式来记述他的一生，让哀悼的情感有所凭依，也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慰。毕竟，在古人那里，墓葬类似于两个世界的连接口，人们在墓葬附近的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是能够传递到死者的世界当中的。

第三，最值得探讨的其实是——古人已经预感到了千年之后的被看，这才是中国古代墓志铭如此发达的根本原因。现实原因自然是陪葬物丰富，导致盗墓猖獗，古人时常目睹更古老的墓葬被盗开。因此，有一些碑文不惜刻有诅咒、恐吓的言辞，试图吓退盗墓贼。但很多古人也知道这种虚张声势用处不大，所以有些碑文的语气便温和许多，希望盗墓者能够重新安葬。

比如洛阳出土的唐《柳山涛墓志》（666年葬），碑文结尾是这样的：“《易》占云，葬后一千三百年，乃为黄头所发，其所开发者，当更好埋藏之，若不好埋藏者，凶不出年。”这里边也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这墓葬是2001年发掘的，跟预测的时间差不多，还是会让人觉得诡异。

时间上越靠后的墓葬，似乎越少神秘主义的诅咒。在段氏的墓志铭里，没有丝毫恐吓，文字很平和，就像是为博物馆而写的。

古人是不是已经看透了这一点：墓葬迟早要被打开，那不妨让后人知道墓主的情况，墓主在后人的阅读中再次复活了。

这是一场事先便预料到的跨越时间鸿沟的对话。

但这场对话的双方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感受早已经天翻地覆。

在段氏墓葬的一号墓中，四周全是灰白暗沉的砖色，而在墙上刻着一扇红色的大门，大门半掩着，一个妇人探出半个身子来向外张望着。

这预示着门后还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另一个世界。而对当代人来说，那个世界已经消亡，仅仅把这个画面当成是艺术。

可任何艺术的背后都隐藏着世界观。

在李家大院和马村墓葬，从地上到地下，我看到的不仅仅是遗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艺术，我看到的更是古人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在那样的世界观之中是如何生活的。

从文明的整体上来说，我们只能看清过去的生活，而不能看清当代的，因为我们依然置身其中。只有等这个时代过去，过去一百年、五百年、上千年，这个时代被另外的目光打量和审视，关于这个时代的很多特质才能被看得更清晰。

而我们要对那些未来人说些什么呢？

我所担心的是，无论我们说了什么，到时也要面对古人与我们同样的语境。我们的世界观在未来人看来是这样的虚幻、幼稚而执拗。

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写的字，乃至我们拍摄的影像，会被置放在博物馆里。

无疑，这句话就显示了我作为一个当代人的局限——

谁知道未来还有没有博物馆呢？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副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其小说散文多有获奖。本篇为其中篇文化散文《活土》第三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