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生长出的另一种庄稼

王威廉

总是听人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陕西的文物都在博物馆里，伟大的唐代长安城在资料构筑的想象里，而山西的大地上确实还顽强地矗立着诸多饱经历史沧桑的建筑。

但凡一个地方，历史积淀到了一定程度，而又侥幸避开了后世的毁坏，那么，目力所及之处便都有遗迹。遗迹原本是死亡的残骸，却以残骸的方式拒绝死亡，从而成为历史依然存活的呼吸孔。

中国历史悠久，但这样的地方并不多。我们幸好有山西，或者说，山西是幸运的。

站在繁华落尽、只剩下土木原色的飞云楼前，我的思绪纷飞。

以飞云楼为代表的山西古建筑一点都不矫情，没有人为过度的修饰，它的身体被时间与风沙长期侵袭后，炫目的色彩褪去，只剩下灰白色，跟干燥的土地一样的颜色。仿佛这古老的建筑从来就是这土地的一部分，就像是土地生长出了另一种形状诡异而庞大的庄稼。这种庄稼站在天地之间，是土进化而来的生命，跟土一样沉默。

看多了那种过度修复乃至重建的中国古建筑，在见到了真正的古建筑之际，你可能会失望。它太灰头土脸了，像是被时间的剃刀刮掉了外壳，又像是被历史的迷雾包裹着，而它的真正部分被隐藏了起来。

仿古建筑让我们哂笑，我们知道那只是对历史真实的拙劣模仿；而幸存下来的古建筑，留给我们的又是太多的沧桑与迷惘，它是如此真实，又是如此不真实，我们必须借助想象力才能抵达它所携带的历史真实。

历史悠久的建筑终于变成跟土地一样的颜色，等待着变回尘土。而在成为粉尘之前，它属于抽象历史的具体形状。

飞云楼在运城万荣县东岳庙内，是纯木质结构，浑身上下没有一个钉子，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与应县木塔并称为“南楼北塔”。飞云楼相传是唐代所建，应该经历过大规模重建，现为元明风格。它高23.19米，密布的斗拱和飞檐像是神秘的鸟羽即将展翅飞翔，因而整座楼都有了一种向上飞升的轻盈气息，故叫“飞云楼”是名副其实的。

它外观初看是三层，内部其实有五层。底层是正方形，林立着许多木柱，中间有4根通天柱直通楼顶，周围是32根木柱像高超的艺术品连成棋盘状，共同支撑起了楼体，居然可以不用一个铁钉、一个金属物件，令人叹为观止。它让建筑像有机体那样有了生命，而不是被强力拼凑在一起。

绕着飞云楼走了一圈又一圈，怎么看都不够。

没想到的是，后面还有更大的震撼。

在另一座古老的建筑——后土祠，直接目击了中国人曾经那强大的土地信仰。

黄河岸边的庙前村北，矗立着中华大地上祭祀土地的最古老的祠庙。大地之神，称之为“后土”。后土祠跟飞云楼一样，是土黄色的，但是规模更加雄浑浩大，是宫殿一般的建筑群落，让来者充满宗教般的敬畏之情。

中国人对土地的信仰随处可见，每一个村口基本都会有一个土地爷的小灵位，传统的中国家庭也都会有。但是在后土祠，你将震撼于在历史上国家对土地的最高级别的祭祀。《左传》中有这样的说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在今天其实依然如此，只不过祭祀不再是超验之神，而是化为隐秘的国家观念自身；而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如同阴影一般停留在大地上，不肯消散。

轩辕黄帝打败蚩尤——据说战场就在运城这里，运城还有个蚩尤村，村民自称是蚩尤后人——平定天下后，在这里扫地设坛，祭祀后土之神。此后的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都在这里祭祀后土。自商代起，祭祀的对象又多了一位谷神：“稷”。（不得不再提一句，在运城的稷山县有一个稷王庙，相传就是后稷教老百姓种植庄稼的地方。后稷是周人的先祖，是舜帝的农官）

从此，“社稷”成为国家的同义词。

在后土祠里，至今仍然供奉着一块明代石碑，上刻“轩辕扫地之处”。

当然，传说中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完全可靠可信的是汉武帝多次来这里祭祀，奠定了后世祭祀的先河。后土神也逐渐具备了“女性”的地母色彩，尤其是具备了掌管生育的能力。有个小故事是这样的：汉成帝觉得去汾阴祭祀太过遥远，就在京城附近祭祀，但汉成帝后来一直未能有子嗣，皇太后认为是得罪了后土神，便恢复了去汾阴祭祀的“先帝之制”。

从轩辕黄帝到宋真宗，先后有8位皇帝24次在这座后土祠进行国家祭祀。最后一位亲自前来祭祀的帝王宋真宗赵桓也让后土祠的规模达到了至大。他在御驾亲临的前一年拨款对后土祠进行修葺扩建，面积达到990亩，史书上说“规模壮丽，同于王室”，为“海内祠庙之冠”。更重要的是，他还为后土祠亲撰了《汾阴二圣配飨之铭》，此碑现仍完好地保存于后土祠的后殿。

我对这篇碑文非常有兴趣，因为它不仅是宋真宗撰的，还是宋真宗亲自书写的，可见虔诚。宋真宗的书法所见不多，这次得见，发现雄浑端正，果然字如其人。宋真宗是一位被低估的帝王，实际上，他既雄才大略又治国有道。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直是北宋的劲敌，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侵，很多大臣都主张南迁（这种向南逃跑的思路后来终于造就了“南宋”），但宋真宗听从寇准的建议，没有退却，反而御驾亲征，打败了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自此，辽宋成为兄弟之邦，保持了百年和平。当宋真宗崩逝时，辽圣宗还“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可能有人会说，宋虽胜，可“澶渊之盟”规定宋每年要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也是耻辱的。但事实上，这是最低成本的选择。游牧民族机动性很强，在边界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突袭，防不胜防，要不然历代中原王朝也不会建造万里长城了。而且在宋代，契丹已经不在关外，就在中原直接对峙。这也不是宋的错。“后晋”石敬瑭对契丹人称“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失去了自然屏障。宋能够取胜已经极为不易。更重要的是，在宋真宗的治理下，国家非常富庶，国家年度收入是唐朝的七倍之多。这点岁币不及战争军费的百分之一，而且互相开放市场，宋是贸易顺差国，这个钱又赚回来了。

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和平久了，宋辽双方都武备松弛，等到女真人崛起，双双被金国击败。

站在后土祠，以“大地”的视角来看，这确实是一道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一个大变即将到来的特殊时刻。

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在冷兵器与传统国家形态下，北方的游牧民族越来越占据优势。游牧民族更是在元代和清代成为帝国的统治者。

明代能够从南到北逆袭，完成统一大业，这其中除了诸多形势与政治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不可不察：明代是中国火器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朱元璋北伐的军队中，火铳的配比率一度达到百分之十，这对冷兵器时代的核心力量游牧骑兵做到了有效压制。

火器成为明王朝的护身符，明朝的闭关锁国只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当时的心态是比较开放的，虚心汲取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与技术。明朝仿制并改进而成的铜铁复合红夷大炮，被葡萄牙历史学家托尼奥·安德拉德称为“十七世纪全世界最好的火炮之一”。在晚明时，红夷大炮还在辽东炸伤了来犯的努尔哈赤本人，并导致其身亡。但好景不长，辽东边将孔有德叛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了皇太极，并将红夷大炮作为见面礼。这样一来，战争形势立刻逆转。明亡后，在清军与李自成大顺军的战斗中，在跟扬州史可法的较量中，都使用红夷大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也意味着，在双方都获得同等科技水平的情况下，平衡再次被打破了，北方游牧文明依然占据优势。这说明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整个帝国制度已经出现了危机，游牧文明是在以“稀释”的方式来放缓危机。

农业，曾经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比所谓的“四大发明”重要得多，但是，长期匍匐在土地上，也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瓶颈。

游牧文明，其实很多方面都不比农业文明落后，比如骑兵的出现、马镫的发明，都改变了古代中国的南北力量。但是在国家形态方面，游牧民族确实要落后许多。游牧部落的流动性过大，导致社会结构松散，无法支撑更大的行政组织，管理更大的疆域。

因而，游牧民族一直非常渴望入主中原，因为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与农耕社会体系会支撑起他们的野心与欲望。但实际上，中原王朝在汉唐以后，内部已经漏洞百出，尤其是在权力的分配、争夺与延续方面，越来越困境重重。比如宋代武力孱弱的根本原因是皇权对于武官的警惕和抑制，而不是军队战斗力等方面的原因。

只有当游牧民族深陷庞大的政治官僚体系的时候，才会明白其中的困境，但在此之前，他们以新鲜的态度甚至粗暴的蛮力重新激活了即将僵死的制度。因此，中华文明不止是农耕文明，而是农耕与游牧彼此互动的文明。当然，海洋文明与商贸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它的火种储藏在中原大地的东南沿海边陲，要在近代才闪耀出夺目的光辉。

在后土祠，我被这些思绪激荡着，似乎在这里思考这些宏大的命题才能找准一个恰当的坐标，才是天经地义的。

——这就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原大地的视角。

河东大地紧邻的西部是关中平原之长安，紧邻的东部是河洛平原之洛阳，这片区域是华夏文明的核心起源之地。从偏东的夏、商到偏西的周、秦、汉、唐，这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并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

而后土祠，便位于这片区域的中间位置。

祠后有一条古道，在洞口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面砖雕，一面写着“瞻鲁”，一面写着“望秦”，形象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站在中间左顾右盼的样子。

宋真宗撰写的《汾阴二圣配飨之铭》中是这样形容这个重要位置的：

汾水之曲，巨河之滨，故魏之国都，旧晋之疆土。其俗富庶，接秦壅之郊；其民忠淳，被虞夏之教。地形诡异，神道依凭，中断洪流，揭成高阜。

然后，提到了后土祠：

咸言坤载，茂育群生，寔有方坛，备存旧址。

他这次前来的目的，是想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两位皇帝放置在汉武唐玄的伟大帝王谱系上，在叙说了大宋开国二帝的赫赫功绩之后，他感叹道：

结绳以降，垂衣而上，商周之前，莫能缕述；汉唐之际，可得详言。元鼎之隆，开元之盛，咸驻跸于郑上，开奠玉于泽中。今予冲人，踵兹盛则，何以追美于二代，交欢于三神。惟当竭寅畏之心，增乾巩之志。事明祗而如在，视黔首而如伤。居安思危，无忘于斋僳；守成如始，常冀于和平。

“居安思危”，“守成如始”，都是他对自我的期许。而“视黔首而如伤”则令人动容，把老百姓当成伤口一样呵护，让疼痛作为提醒而不敢忘怀。

遗憾的是，他的后来者似乎迷失在脆弱的和平里。

宋南迁以后，中原被游牧民族占领，直到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中原大地才重新进入国家视野的核心位置。但是，北京距离河东相当遥远，所以只能取后土祠之土运到北京，建成天地坛。后来，又专门修建了地坛。

河东之土，依然具备最高的土地象征价值。

我祭拜完后土娘娘，来到后院，发现这里立着一座古老的楼，名为“秋风楼”。它不是为缥缈的“秋风”建的，而是为了汉武帝的一首诗所建。一般来说，都是先有楼后有诗，比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但先有诗，再为诗而建楼，恐怕极为罕见了。

汉武帝给人印象一向是热衷打仗，没有文采，但他写的《秋风辞》一诗却反驳了这点：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我们从诗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乘坐着巨大的楼船，行驶在汾河中流，面前是莺歌燕语，怀里是佳人呢喃，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但是，秋天已经来临了，树木开始落叶，大雁也向南飞去，寂寥的冬天马上就会降临。天道如此，何况人生。

诗中那种感慨时光飞逝、生命短暂的悲秋之情是中国文学的主题，由这样一位雄韬伟略的帝王从内心发出，悲情由此更加深沉。

秋风楼里边收藏摆放着各个朝代刻写的《秋风辞》石碑。最早为元初，更早的碑应该都被黄河卷走了，这里屡遭黄河祸患，不断重修重建，所以这里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位置，但这里依然是黄河和汾河的交汇之地。

秋风楼将帝王的人生叹息封存起来，供人参观。人生的虚无感莫此为甚。因此，许多后来者的诗文也充满了类似的人生悲情。

唐代李峤在《汾阴行》中写道：“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金代赵秉文在《汾阴祠后土》中几乎发出了连字词都相似的喟叹：“凭高慨咏才子句，山川满目空尘埃。”原本面对大地的信仰应该是满怀激情的，是可以从中汲取能量的，但竟然都如此悲怆。你不得不感慨：大地与遗存的斗争，构成了历史的惯性。人们在这种惯性里边生活，也成为这种惯性的一部分。遗存早已昭示了人的命运，中国人非常早就领悟到了这一层。

在土地神面前，人类感恩戴德，因为土地赐予了粮食，让生命得以繁衍；但同时，在土地神面前，人类又是如此心情复杂，因为土地创造了生命，也承载了死亡。生命和死亡都是土地的一部分。

生命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土地，而活着，就是生命在土地上获得自由的短暂过程。在这白驹过隙的瞬间，生命面对土地神，怎么能不感慨万千？欢欣与恐惧、感激与无奈、想象与现实，原本可以分开的情感，突然间要被同时面对。

天空空无一物，让人无限崇拜；大地全是事物，也让人无限崇拜。天空，也许是灵魂的归宿；而大地，永远是身体的归宿。

我忽然间明白了后土祠为何有那么多的戏台了。

进入后土祠的山门，往回看，发现左右是两个戏台，然后在刚刚走过甬道上方，每逢演出时，便搭上木板，台上唱戏，台下过人。这样，便是三个戏台，构成了“品”字。我刚走进来时，对戏台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这样老戏台见得多了。但经历过“大地之思”后，忽然觉得这后土祠的戏台别有意味。

人间岂不就是设在大地上的戏台吗？

我走回去重新欣赏，果然，在戏台的木柱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副对联——

上联是“世事总归空何必以空为实事”，下联是“人情都是戏不妨将戏作真情”。

上联说假，下联道真，既看透世事，又不遁入虚无，这就是与大地有着特殊情感关系的中国人的普遍人生观吧。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副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其小说散文多有获奖。本篇为其中篇文化散文《活土》第二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