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多暑热

□户力平

清代绢底书画纨扇 运城博物馆藏 记者 刘亚 摄

北方主晴热 暑热难耐皆赤日

元代以前，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高温天气的记载极少，直到明清之后才逐渐详细起来。《明实录》中便有北京暑期高温的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丁丑，雨泽愆期，苗稼枯槁（gǎo），有缺群黎秋成之望。”“炎暑炽热，都城门外少见路人，（护城）河水减半，草木遍黄，无以生机。”成化十六年，“时至四庚之日（二伏），暑热难耐，燕地皆赤日，顺天府各县均有病暍者，唯大兴、宛平居多，毙命者百余人。”“酷热已半月有余，炎日气（温）高，（北京）城中车稀人疏，多有暍者沿街而卧。”万历二十八年，京畿“久旱酷热，诸谷焦枯，疫疠流行。”万历四十三年，大学士方从哲上言：“日者，天时亢旱，雨泽稀微，赤日流金，土焦泉涸，都城内外，疠疫盛行。”

清代北京也出现过数次伏暑高温天气。康熙十七年“六月壬午：今日值盛夏，天气亢阳，雨泽维艰，炎夏特甚，禾苗重蒿（hāo），农事甚忧，六月炎暑，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乾隆八年六月“京师盛暑”。六月初一日，乾隆帝谕：“近日京师天气炎蒸，虽有雨泽并未沾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暍者多，朕心深为忧惕。”道光七年六月癸未，道光帝谕：“京师自闰五月下旬以来，酷热非常，又形酷旱。”同年夏，“昌平大热，人有暍死者。”光绪三年六月初八日，北京天气“暵（hàn）干可虑，毒热不可当。”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北京的高温天气应不低于40℃，才会出现“暑热难耐，燕地皆赤日”的现象。

明清时不仅北京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周边顺天府所辖各州县均有出现高温的情况。据《霸州志》载：明万历四十三年“州域恒燠，河湖皆枯，百草不繁。流民行于京师，暍死途中者居多。”《宣化志》记载：乾隆八年“夏暑热，有暍死者。禾枯如柴，民不得生。”《保定府志》有：乾隆八年“天气亢旱，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初五日，人多暍死。”

有气象学家分析：北方高温天气，大部分以晴热天气为主，太阳辐射增强，蒸发作用加大，导致近地面大气明显增温，呈现炎热或闷热，易致人中暑，严重时会导致死亡。乾隆八年，顺天府各州县上奏，因高温炎热而死亡的人数竟超过一万人。为此，乾隆皇帝传旨，先是向所有灾民发放一个月口粮，初为“普赈”，随后又进行了“大赈”与“加赈”，总共算下来，近两百万灾民中，最多的可获得半年多的口粮。

南方似蒸炉 温湿蒸炎闷杀人

历史上，我国南方地区也出现过多个年份的高温天气，远在唐宋代时期便出现过。据《中国气象灾害史话》载：《旧唐书·宣宗本纪上》有开元二十四年“大热，道路有暍死”之记载。宋至道二年，“六月，大热，民有暍死者”。景德元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暍死”。嘉定八年，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宋史·天文五行志》云“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旱热程度甚至达到“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的地步。

宋代的高温天气，令诗人们赋诗感叹。北宋诗人孔武仲《伏中作二首》云：“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曰：“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宋代金石学家、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于建炎三年六月，冒着酷暑奔赴建康（今南京）觐见宋高宗。当时高温肆虐，其赶路心急，防暑不及，患疟疾病，卒于都城，年仅49岁。

明嘉靖九年，南京再次发生“热灾”，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酷热难耐，遂赋《苦热》诗：“南京六月梅雨积，温湿蒸炎闷杀人。衣冠出门苦流汗，簿书堆案兼劳神。”有史料记载，当时被“暍死者”不下千人，以致棺椁制作不及。

南京，一直以来被称为南方“三大火炉”之一，而另两座与之齐名的“火炉城市”是重庆、武汉。

“火炉城市”这个说法最早反映的是人们的直观感受，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如今，“火炉城市”的衡量标准已明确为炎热指数、高温日数、连续高温日数、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等诸多因素。以出现35℃以上高温日的数量多少来衡量，南京、重庆、武汉每年的高温日居于南方诸城榜前列。按照有关资料显示，这三大“火炉城市”夏季35℃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19.3天，37℃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4.5天。另有数据显示，“三大火炉”年平均暑热日数48天至68天，炎热日数17天至34天，酷热日数也有3天至14天之多。

“火炉城市”自古以来便饱受高温困扰，与其所在地区的地理风貌有直接关系。“山城”重庆之热源于地形，“渝炉”堪称“老山炼丹”，是全国有名的盛夏高温区，每年气温升至40℃以上的天气并不少见。而另两座城市之酷暑，竟与水系相关。“江城”武汉可称“一代炉魁”，此地江河湖泊众多，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热气将整个城市罩住，夏日闷热难耐。而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面广阔，夏日空气中湿度大，闷热异常，因湿热温度高，且持续时间长，故居“三大火炉”之首。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