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县太宽河石刻与流淌的传说

胡春良

夏县泗交镇太宽河流域有两处夏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刻，一处是位于小岭自然村附近将军崖上的王忠刻像，1999年7月26日被夏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立碑，时代为汉代；一处是位于柳仙洞自然村的柳仙洞石刻，2012年4月10日被夏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立碑，时代为明代。

王忠刻像是一处人物刻像，面积不足1平方米，但是很清晰，并刻有“王忠”二字。关于刻像的主人“王忠”，当地流传其为李世民手下的一位将军。话说隋朝末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和儿子李世民一路南下攻打到霍邑（霍州），到霍邑后，兵无粮、马无草。李渊提出退兵，李世民却不同意，说：“起兵策反不易；若退兵，则父亲和手下的性命都两全难保。建议趁阴雨天，派一部分人马储粮、储草；另一部分人马包围隋军，等天晴后，粮草充足，一举打败霍邑的隋军。”从霍邑经临汾到侯马，父子俩商议，一路由李渊带大部人马向西，打新绛、稷山、河津，过黄河取西安；一路由李世民带少部分人马，经闻喜、夏县，过黄河打洛阳。当时，隋朝大将窦建德驻扎在夏县的尉郭滩。李世民部军队被窦建德打败了。李世民带领残兵败将撤退至中条山据险安营扎寨进行修整，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以图再战。由于李世民曾被封为秦王，后人便把李世民在中条山安营扎寨的地方，叫秦王寨。话说隋将窦建德听说李世民在中条山上安营扎寨后，招兵买马进山讨伐。李世民派手下一名叫王忠的将领带兵前去应战，在现太宽河小岭村前，与隋朝军队相遇，惨烈一战打响，将军王忠战死。将军战死的地方就在小岭村陡崖前的太宽河边。将军死后，将士们便在此处山崖上用刀剑刻出将军的像以示纪念。后来，人们便把这里叫将军崖。

将军崖是去我家乡的必经之处，非常熟悉，我也是听着李世民有关的传说故事长大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王忠既然是李世民麾下的一位将军，那么石刻像保护碑为什么注明的文物时代为汉代呢？我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了夏县文博专家黄永久，他的解释是文物年代是唐代，不是汉代，由人物的服饰特征所断定。还有一个问题，王忠是李世民手下的将军，怎么历史上没有记载呢？我的推测是牺牲较早，没有更多显赫的战功。

柳仙洞石刻，面积非常小，差不多就巴掌大，是一个佛像，黄永久介绍，这处石刻原来是露天的，后来人们为了保护建造了砖体。那么这处石刻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呢？据介绍，这与太宽河黑龙潭的祈雨有关。以前从夏县城到太宽河一带的官路是由县城出发，经西村岭、谭沟、大岭、柳仙洞，到太宽河，而不是现在的由县城到泗交，经小西沟，翻越大连沟岭至太宽河。柳仙洞的爷庙滩是太宽河的发源地，柳仙洞就在去太宽河中游黑龙潭祈雨的交通要冲，人们便在这里刻下佛像，以求得到保佑。

黑龙潭祈雨历史悠久。传说在明朝天启年间，黄河水府的三太子崇龙和东海龙王的七龙女在下元三品洞阴大帝的水官解厄盛会上相遇并产生爱情，触犯天条被贬人间。崇龙投胎于中条山太宽河一带的一户阴阳先生家，七龙女投胎于夏县东张南大户李如海家，名叫李东仙。后来崇龙的父亲为自己看了一块风水绝佳的坟地，并在过世前叮嘱他的5个孩子在自己下葬的百日内严禁出门。弟兄五人觉得怎么也得买点东西为父亲过百日，他们每人挑了一担柴进城，由于时辰尚早，便把柴靠在城墙根，躲在柴捆下避风。然而城上的官兵看到的却是5条龙躲在柴捆下，“真龙”出观，危及皇权，这可是大逆。崇龙为了保护百姓不受牵连指出父亲坟墓所在地，兄弟5人一同被杀，崇龙被天庭封为掌管太宽河的龙王，水府就在黑龙潭。人们为了感念崇龙恩德，便在太宽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王庙，由于崇龙排行第五，所以俗称五龙庙，庙前的小村子也被称为庙前村。崇龙成为太宽河龙王后历尽千难终于找到李东仙，并结成眷属。此后，东张南人因为与黑龙潭龙王的这层关系，每逢大旱便去祈雨，而且据说很灵验，随后在夏县一带流传开来。据编撰于1987年的《夏县民间文学集成》记载，祈雨时会首先派3个雨官，赤身跣足，戴上雨帽、怀抱水瓶、带上祭文，一个前头鸣锣开道，一个手拿铁绳牵着主官，跋山涉水来到黑龙潭岸边，3个雨官共同下潭，跪在祷告石板上进行祈雨仪式。

这祈雨仪式的起源应该与明代夏县的几次大旱有关。据1998年版《夏县志》记载：明正统六年（1441年），旱，大饥；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五月大旱，秋不雨，次年六月始雨，饿殍遍野，人相食。岁大饥，疫流行，民多疫死；明嘉靖七年（1528年），三至五月不雨，秋禾无收，民遭饥饿；明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1606年~1607年），连续两年大旱，麦无收，民大饥。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七、八、九三月不雨，大饥。而黑龙潭祈雨的传说起源于明天启年间。明天启年间为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时，具体时间为公元1621年至1627年，共计7年。也许是自然灾害的旱灾，与古人的自然宗拜，才催生黑龙潭祈雨仪式，并衍生出系列传说。

天启年间以后，同样是1998版的《夏县志》还记载了多次旱灾：明崇祯七年（1634年），大旱。次年，日赤如血；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连遭大旱，蝗蝻食苗，岁大饥，斗麦值银一两，人相食；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久旱不雨，二麦无收，民饥饿。次年，麦不收，荒更甚；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大旱，饥死者甚多；清乾隆八年（1743年），大旱，粮食极缺；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大旱，粮食极缺；清乾隆三十四年（1759年），大旱，粮极缺；清光绪三年（1877年）遭大旱，秋麦无收，粮食昂贵，形成人食树皮、草根和山中河土、石花……据夏县水头镇牛庄村（现属盐湖区）《丁丑大荒》碑记载，到光绪四年六月，“一家10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10余家，绝嗣恒八九”。牛庄村共绝户172家，死男女1084人，死者占总人数七成以上；1929年大旱，麦微收，粮价高，冬季特冷，冻死人和柿树；1943年7月、8月、9月无雨，秋粮无收；1959年8月至次年4月无雨，连续干旱，麦减产；1960年旱象严重，麦歉收，秋微收等。在这些大旱灾中，小时候爷爷奶奶经常提到的就包括光绪三年和1929年的旱灾，并说当时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官方祈雨仪式，其中1929年的祈雨仪式，爷爷和外祖父均参加了。

王忠刻像和柳仙洞石刻，都是家乡重要的文明印记，王忠刻像的英雄气、柳仙洞石刻的佛缘祈福，都是太宽河流淌的人文风情，镌刻在太宽河奔腾不息的岁月长卷里。